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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秘书谈心录之一: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日子 ! K4 m9 ~4 y, k4 M4 M0 ?- {9 v* A/ J; [0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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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C: v/ f) y- |6 G4 D ) k# ~: D% V% ^7 k( H9 O& h 1 Y% H' @! F) ~* Y0 S: O; A8 N0 M 1963年夏末秋初,我结束了南开大学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C/ t3 Z' N+ t; }6 n
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因某种机遇,不一定都是必然的。在校时,我的就业预期是留校当老师。我当时很羡慕同班同学高秋福考上了社科院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洋诗歌,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文学才华;我也曾羡慕张宝生同学提前调出来到澳门学葡文,可我也清楚这种幸运的机会实在太少,很难落到自己头上。然而在大学四年级开始不久,外交部为物色出国干部人选到一些重点高校提前招人,一校一人,拟用一至二年时间在原校定向培养。我却有幸被选中,喜出望外。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南开大学校、系领导对我的信任,是南开把我送上外交之路。) E/ d$ f, j4 D2 T# `$ M( z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去外交部报到的情景。干部司的老曾负责接待,他亲切地对我说:“欢迎你。你们这批同志是为驻外使领馆准备的干部,编成了一个出国人员培训班。其他人都已报到,就等你了。你就当班长吧。”就这样,我等一班人被安排在位于北京化工路附近的外交部东郊农场集中学习,等待分配。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部不久就参加了一次全部人员大会,听陈毅外长讲话。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给大家简要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外交干部加强学习,树立外交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要有一辈子干外交的思想准备和奉献精神。陈外长在廖承志、章汉夫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大家面前的情景,部里的老同志当然非常熟悉,可对我们这些刚入部的小青年来说,着实感到新奇、兴奋和幸福。陈外长的讲话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当学生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的社会责任,开始在自己头脑中思考着。' X4 Y: d8 o+ M1 G
为期不长的集训,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时间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4 ]- h6 C3 a q! T! _8 s
刚出校门就出国门,环境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经过6个昼夜的国际列车旅行,我们抵达莫斯科,休息一天后转乘飞机到了伦敦。到馆最初的日子很不适应。馆内人手紧缺,我准备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语一流、经验丰富的“老北外”,已在馆工作8年,即将回国前夕却不巧患病住院,我这个“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阵。我的分工是在办公室搞礼宾,对外称馆长“私人秘书”,负责联络和处理一般性的对外事务。第一天上班连续接听了七八个电话,有求见馆领导的,有谈房屋维修的,有发牢骚说我们的车辆停的不是地方、影响人家出行的,有说我们的人员看病欠账的,等等。我听得头脑发胀,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准确无误地搞明白。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落得如此狼狈,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 ' }2 Q8 h; B% m6 C3 M0 i8 v/ _ % L" P8 G7 Z" c R0 t+ Y% P. k/ r8 @作者: 西安小秘 时间: 2012-1-31 14:58
老秘书谈心录之二:练好基本功受益一辈子8 ]4 o5 y7 S/ d0 H8 F6 K5 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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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带领下,外交部从建部起就十分重视作风建设,形成了学习勤奋、工作严谨、纪律严明的好传统。我庆幸自己1963年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重知识、重人才的学习型集体。* y, Z: V% \! h- j
记得周恩来总理当时经常勉励外事干部要四海为家,要有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要一辈子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掌握外交知识。他提出做好外事工作要练好基本功,要做到“五勤”、“四多”、“一化”。“五勤”是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眼勤是指多读书、多看文件;耳勤是指多听和广泛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嘴勤是指积极主动介绍我国的情况,宣传我国的主张,同时有效地进行外交谈判和外交交涉;手勤是指凡事要亲自动手,决不能养成依赖和懒惰的习气;腿勤是指广交朋友,不要错过送上门的工作机会。“四多”是讲,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实践。“一化”,就是讲要学会外语,做到外语化。 % o+ p3 s# ~: r5 B 刚入部的那些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也经常有机会参加周总理亲自召集的会议。每次开会,我们的领导都比较紧张,大家都像进考场一样随时准备回答周总理的提问。有一次接待澳大利亚代表团,周总理会见前在大会堂东大厅北小厅听汇报,他问了许多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建国的历史、政党情况、行政区划以及外宾的情况等。周总理从司长问起,也问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的问题答得还可以,有的就答不上来,周总理批评我们下功夫不够。他说不了解人家的情况你就不可能同人家有好的交流。4 M( |- E9 U6 l z7 J$ ?. q- C
练好业务基本功,涉及许多方面,有两项是不可缺少的。 ! X, {' x- x" {3 T, K" \1 Z 第一,要重视调查研究,积累雄厚的工作资源 3 W! u' k( } }& l 就外事工作而言,调查研究有哪些方面呢?粗线条地分,有形势动态调研、基本情况调研、专题调研、政策实施情况调研。大家都知道,外交部、中联部、安全部、总参二部、社科院、人民日报、新华社、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研所等部门都有一些专门的期刊和出版物。不少省市级的报刊开辟了国际问题专栏和专版,一些重点高校都办起了国际关系学院或研究中心,关心和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研究的成果既包括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的,不少文章内容丰富、可读性强,有参考价值。我们全国人大机关的外事调研工作,基础调研占的比重大,综合性调研少一些。政策实施情况的调研是一种实用性调研,与日常工作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某一国的总统、总理、议长来访,我国领导人访问某个国家或参加某个国际会议,其中达成的共识、签署的协议执行情况怎么样,要作些调查研究,要跟踪,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j! ~4 i. l: C# Q( _% f" _9 o6 m 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会议,我仔细学习了这次会议的所有文件和相关材料,收获很大。戴秉国同志和我聊起这次会议的筹备、文件的起草过程。他说,根据中央的要求,为起草各类讲话和文稿,做了浩繁的调查研究,开了无数次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综合、分析、提炼、起草,初稿形成后再反复修改、加工。这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准备,为我们提供了做好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 ! l: H. y4 E' q# G# S q 重视调查研究,善于积累工作资源,最终受益的是自己。从周总理那时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直非常强调外事调研工作。在1966年2月的使节会议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使们讲,要对驻在国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像样的东西来,不能做了多少年还是懵懵懂懂。表面的话、一般的话可以说一通,但毫无新意,这不行。你们大使应该做我们的先生,我们要跟你们学习。事物总是有其内在的矛盾,要区分主次,对事物的各个层面进行剖析;个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来考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分析,才有利于全面看问题。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要讲辩证法。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考虑。8 k! o( B. Y# n" c
周总理的这些话我们总是百听不厌,常听常新,要认真领会。纵观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历程,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无一不是在认真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调研是做好工作、进行决策的基础,调研本身也是学习,调研的过程就是积累知识、积累工作资源的过程。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超人的天才,而是因为他勤奋、刻苦,因为他花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时间积累知识,积累了雄厚的工作资源。不要当“伸手派”,也不宜过分提倡“拿来主义”。知识的积累要靠自己,要勤看文件,勤查档案、勤查资料、勤写笔记。现在多数同志电脑用得很熟练,这为及时掌握信息提供了便利。虽然我们完全可以从电脑上查资料,但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仅仅采用这一种方法,比如做卡片,就可以作为电脑下载的辅助手段。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抄了许多资料卡片,觉得抄一遍总比看一遍印象深刻。然后把卡片分成类,用时拿出来,不用时摆在那里。就像工人一样,平时积累了很多机器的零部件,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组装。据了解,不少领导同志都是这么做的。报刊上好的文章,我习惯剪下来贴在活页本上,编了小标签,查找、引用都很方便。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和习惯。总之,能方便使用就行。# t6 C* D/ E, v8 u3 J
现在每天要看的东西很多,关于阅读范围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时间有限,这里就有一个根据工作需要来取舍的问题。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和体会,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有几样东西是应该认真看的,比如中央领导同志重要的外事谈话简报、外交部负责同志重要会谈的简报、重要的专题研究报告、知名专家学者有分量的学术文章。高质量的请示报告和外事工作总结也要认真阅读,这对工作有好处。在看的过程中,要思考人家的文章为什么能做到内容清晰、逻辑严谨、说理全面、文字顺畅、建议中肯。想一想,比一比,我们为什么把类似的一件事情说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我认为,虚心向前人、向他人学习,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尚的境界。要从前人、他人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即使是一点一滴,对我们也是有益的,而不能采取排斥或者不屑一顾的态度。 : V1 F% P$ E8 g5 g* F 重视调研来自对知识的渴求。中央领导同志把出国访问和广泛结交各国人士当作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把所见的外国人士看作是“送上门的老师”,告诫我们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我陪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次数很多,有切身体会,一次出访或一次会见结束后,领导同志往往用几句话就能概括出这个国家、这个外国人的特点、所谈问题的实质要害,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比我们站得高,看得准,看得明白。他们的点睛之笔往往成了我们起草总结报告和新闻稿的重要依据。大家还会发现,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前听汇报,最希望听到的是新情况、新信息、活材料、好建议,最不喜欢汇报人不着边际说空话。 & h6 K3 r5 B# F" y0 D: L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强调的是,现在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信息渠道多得很,信息量大得惊人。我们一方面掌握信息要快,要及时,另一方面掌握信息要准,要善于选择、使用信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既不要错失有价值的信息,也不要被假信息、错信息所误导。, L- K1 t7 C9 r
第二,要养成亲自动手写东西的好习惯$ D/ {" J7 O( z) v+ y
会写文章是每个国家公务人员不可缺少的技能。我这里所说的写作,不是写剧本,写小说,而是写公文,要求是不同的。我们起草的各类文件,不是去追求文字的华丽,而是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按照不同公文的特定规范和格式,区别不同的呈送对象加以写作。文章写得好,是理论、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夫的综合体现。有的人杂文、散文、游记写得好,但并不一定能写好公文。如能成为写好各类文章的全才,那当然更好。 8 f" C2 U8 Y: s2 w+ c/ U2 g2 { 我曾就公文写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强调要亲自动手。吴邦国委员长曾要求我们提高文字水平,我理解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词汇用得好、文字如何精彩,而是说写好一篇文章,既包括文字表达能力,也包括政策理论水平、对问题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以及所提建议是否符合实际,不那么简单。邦国委员长在一次同我的谈话中讲到,他经常记笔记,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写到小本子上。他说外交部的一些重要简报他每期必看,有时会见外宾用的材料就是看简报记下来的,比如戴秉国同志与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和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战略对话的简报就很有用。他当面对戴秉国说,我谈的有些话就是从你那里学的。邦国委员长说他出访时关于“大藏区”的谈话内容,就是从统战部的材料中摘出来的。邦国委员长是有名的写文章、改稿子的快手、高手。他说有时候写东西,下笔如流水,想停都停不下来,一气呵成。我想原因很简单,靠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就我所知,中央领导同志看材料都非常认真、仔细,对一些有真知灼见的看法和分析,都非常重视。 2 d0 I E* e5 ~0 D2 F 由于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写东西、改东西,虽然远谈不上写作高手,但喜欢写,搞久了就放不下,乐此不疲。为了写一篇东西要查很多材料。我这个人别的长处不多,但求知欲比较强,爱逛书店,爱到图书馆。为了改一个稿子、引述一句重要的话,一定查清出处。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还做到亲自动手,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 T4 a/ L/ ]6 r- v作者: 西安小秘 时间: 2012-1-31 14:59
老秘书谈心录之三:要学会沟通和交流的技巧 ) p' e7 g) F# {6 [吕聪敏1 M5 ?1 G( m4 K1 I
做秘书工作与做外事工作相比,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在对外联络、沟通协调、工作交流等方面,就有很多方法和技巧是相类同的,可以互相借鉴。这里,我结合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体会和经验,谈谈如何与对方交流,如何抓住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7 U6 G/ t, i/ ^& o
我们做外事工作,谈话技巧很重要。中外交往中,立场针锋相对、从头到尾吵架的谈话或谈判是不乏其例的,但多数还是友好对话。如果一开始就讲分歧,交流的气氛就会很消极。因此,尽可能寻找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就显得十分重要。 8 {. `3 F7 o$ K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就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10月上任伊始的来华访问为例。他到北京时正好雨过天晴,会见我国领导人时,他的开场白有一句话:“今天北京雨过天晴,相信中日关系也会‘雨过天晴'。”安倍拜会胡锦涛主席时说,“在此重要时刻,两国领导人如何判断,能否建立互信,关系到今后几年日中关系的发展,双方应面向未来,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水平”。胡主席表示,“我与你有同样的心情,也希望中日关系‘雨过天晴',呈现新的局面”。胡主席以此为切入点,呼应安倍“面向未来”的表态,阐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张,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是“你的前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安倍认真地听取了胡主席的谈话,表示日方高度重视胡主席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安倍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讲到,“两国首脑应经常坦率对话,建立牢固的信赖关系,实现战略互惠”。温总理回应说,日本有句名言“信为万事之本”,中国也有一句成语“言必信,行必果”,可见我们两国的先人有类似的理念。我真诚希望并相信阁下的访问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轨,从而使你的中国之行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安倍点头,对温总理的讲话报以会意的微笑。" r* ?, @% C6 F. x
此后不久的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安倍首相再度会晤。这次会晤是在中日关系既有积极改善,也有消极因素干扰,基础仍较脆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温总理抓住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的重要契机,在安倍访华时双方共识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心议题做工作,敦促日方做出努力,不使中日关系大局再次因历史问题而受到干扰。安倍表示,日将虚心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将从政治层面促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不使这个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悬案。在台湾问题上,日政府将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 - _* B" r. |% b1 X) s8 b( d5 A5 @ 我国领导人同美国领导人谈话时也都把双方的共识作为切入点,强调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良好势头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2006年7月,胡锦涛主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时,与布什总统举行会晤。谈到经贸问题时,胡主席说他4月访美时,双方都表示要按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妥善处理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中方已采取切实步骤,解决美方合理的经贸关切,包括已如期于6月底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希望美方重视并解决中方的关切,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公平环境,劝阻国会通过有损两国经贸合作的议案。布什说,对中国成为经贸强国我不感到害怕。我认为,中国是巨大的经济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美中经贸关系是互利双赢的。美方重视中国在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明确表态,愿不断扩大美中经贸关系。布什还特别提到最近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保尔森为财长,要求保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解决美方的关切,二是防止美中经贸关系朝对中方不公正的方向发展。布什还对中国恢复进口美牛肉表示感谢。胡主席进而指出,中国的发展是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为世界提供市场,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并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创业赢利的机会,因此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M: s" ^. |; c- L/ Z. D" q
上述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了解、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找到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是保证对话成功所必需的。2 h3 W# c3 r/ n
我自己在对外活动中也有类似的体验。去年我赴加拿大举行机制交流的年度会晤,对方安排会见执政的保守党的一些政要,其中有些人对华态度不好。但也有一些保守党议员态度友好,使我对工作有了信心。我结合自己长期负责加拿大工作的经历对他们说,早在60年代,当时的加保守党政府毅然冲破美国的阻挠,开启了加中小麦贸易的先河,我们不会忘记当时的加农业部长汉密尔顿先生的贡献,不会忘记他访华时同周恩来总理的精彩谈话。汉密尔顿曾对特鲁多总理讲,当他与中国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以禁止向加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和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加运粮船提供燃料来要挟,他和时任总理迪芬贝克都极为恼火。汉密尔顿先生来自加中西部,那里是小麦产区,他要为他的选民着想,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小麦卖出去,还要卖个好价钱,所以他看好中国的市场,愿意同中国建立长期的贸易联系。还有一条理由是很重要的,他不同意有人把意识形态作为对华贸易的障碍。抚今追昔,我们对中加关系目前的状况感到忧虑,但并没有丧失信心。中加关系发展到今天,与加两大政党历届政府的努力分不开。希望加拿大今天的保守党人继承和发扬你们先辈的好传统,妥善处理中加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不做违背两国人民利益的事。我们不愿意看到37年前自由党政府特鲁多总理打开的加中关系的大门,在保守党政府哈珀总理主政时关上。我们不希望看到克拉克、马尔罗尼等保守党领导人花费心血维护和发展的中加关系受到损害。不久前在日内瓦开会时,我碰到几位加保守党议员,他们主动向我提起加媒体关于加中关系现状的报道和我访加时的那番谈话,表示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对目前中加关系受到干扰同样感到忧虑。这使我感到保守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从这几位议员的谈话中发现了双方认识的契合点。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并说如果他们有空我想请他们吃饭,继续今天的交谈。第二天我们双方搞了一次成功的工作早餐,谈得很远、很深。这些议员回国后即向议长作了汇报,促成了以参议长为首、包括外长在内的多名议员与我驻加大使卢树民的集体对话。参加对话的奥利弗参议员写信告诉我,对话效果不错。从那时起,我大使与加议会协会的定期会晤形成机制。: F% C( b2 \+ W7 O/ R# F3 k
这几年来,我同美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主席伊尼·法里奥马维加有过几次接触。此人是土生土长的南太平洋美属萨摩亚人,民主党在此地的代表,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谙熟法律和政治学。美国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特殊背景造就了他特有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一生追求种族和谐、民族平等,称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民权领袖、黑人牧师马丁· 路德·金是他的旗帜。由于我对他的背景略有所知,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有意识地从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开始我们的谈话。我用英文背诵了金牧师演说中一句充满诗意的话:“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法里奥马维加随即动情地脱口吟诵金牧师这篇演说的其他名句:“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品格的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我俩一呼一应,谈话十分融洽。我对他讲,中国人民对金牧师充满敬意,高度赞赏他与旧制度抗争的勇气和胆识,积极评价他捍卫基本人权、主张民族和谐和平等的理念,这些恰恰也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信仰。双方的这一简短开场对话,找到了认识的契合点。我介绍了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介绍了我国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巨大成就。法里奥马维加听得很认真,他回应说,中国解决了10多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做到了民族和谐、团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全世界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反思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法表示不同意某些议员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他说,有时候,我们太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在细枝末节上指责别人,忽略了交流的真正意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美国人知之甚少。不久前我访问了南太一些岛国和地区,亲眼目睹中国提供的援助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良好作用。有人不顾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真诚援助的事实,竟然还指责和曲解中国的外交政策,真让人匪夷所思。 : D4 w% a4 B/ x+ C0 d5 P1 D- O 作者: 西安小秘 时间: 2012-1-31 15:07
老秘书谈心录之四:以情动人 深交朋友 6 T. ]8 v3 h+ m' F- ^5 C3 z0 t1 V3 \. u#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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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聪敏 9 U! W1 ~) m. d- b0 @- d. o G% f2 n: _; g 朋友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交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既要广交,又要深交。我们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难免要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交一些工作上、事业上乃至生活上的朋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情动人,广交和深交朋友。这里我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经历和体会,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 P5 m! A6 t% ?/ l 对外交往中要学会以情交友。对那些对我国情况比较了解的友好人士要这样,对情况了解不多但愿意同我们接触的人也应该这样,做到以情动人,深交朋友。1972年4月,在著名的“乒乓外交”事件次年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首次访美。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这次活动。临行前的一天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及外交部、国家体委领导同志。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通过打球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你们有在名古屋世乒赛上结识的老朋友,还将要结交更多的新朋友。要通过你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友善的,还要传达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人民应该长期友好相处。在同一年的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在出发的前两天,周总理仍是在深夜接见大家。总理对代表团团长吴蔚然大夫和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说,我们中国人是重义气、讲情谊的。吴大夫给美国记者赖斯顿做过手术,林大夫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其他几位大夫也同美国同行有过接触,感情交流更容易一些。中美医学交流靠你们去开拓。正如周总理预言的那样,中美医学交流从此有了良好的开端。美国知名的医学专家保罗·怀特、格雷·戴蒙德大夫和夫人玛利、塞缪尔·罗森大夫和夫人海伦等都为中美医学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了美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上述两次出访我都有幸参加了,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教诲,又了解到我们的运动员和医学专家根据总理的嘱托以情交友、广交和深交朋友的许多故事,感到周总理关于深交朋友的嘱咐是多么的含义深远,语重心长!$ Z( X D0 ]0 b4 U% h
以情交友,意思是我们同友人交往是真诚的,重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9 q2 ]& H- x& E& V! O3 H# d" V 美国参议院前临时参议长史蒂文斯,是我们的老朋友,“飞虎队”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对中国人民有真诚朴素的感情。他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与我们不同,他忠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华友好。他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北京申奥,倡导建立美参院与中国全国人大定期交流机制并先后担任主席和副主席。在他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井上健的带动之下,美国参议院对华友好力量不断增大。我们多年以来对史蒂文斯和井上健以诚相待,给予很多高规格的礼遇,对此他们铭记在心。我们访问美国的团组,只要他们时间允许,总会出来会见。史蒂文斯有个小女儿,曾在加州大学学法律,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的物权法。女儿受其父亲的影响,对中国也很有感情。她在学校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法律的学生社团“中国法学会”,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和指导。史蒂文斯向我们转达了女儿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很重视,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同志去讲课,效果非常好。法工委还给他们寄了书刊,特别是给史的女儿提供有关物权法的材料。就这么一件不难做的具体的事,工作做在女儿身上,加深了我们和史蒂文斯一家的友谊。井上健是来自夏威夷的日本后裔,美国会最为年长的参议员之一,民主党元老,二战时在欧洲战场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不幸被炸掉了右臂。此人政治上开明,对华友好,反对“台独”态度鲜明。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后,井继续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会同史蒂文斯等人推动中美议会交流,与史换位亲自担任美方主席,使双方定期交流机制没有因美政局变化而中断。我方高度评价这些老朋友的贡献。 ! l) s6 s6 ?0 F+ g( k 美参院“中国工作小组”主席科尔曼参议员上次来访,提出想和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运动员聚一聚,打一场球。我们专门请了张燮林等当年参加过乒乓外交的同志和几名年轻运动员,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与科尔曼夫妇等聚会,打球。这次聚会气氛非常好。我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1972年访美乒乓球代表团,我和张燮林等同志回顾了那次访问的情景,拉近了同科尔曼夫妇和助手的感情距离。凡是来中国访问、受到我们热情接待的美国议员和助手,多数都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到美国访问时,这些人都是接待我们的主力,忙前忙后帮我们安排活动。没有感情上的拉近,彼此互有戒备,就很难有和谐融洽的沟通。 6 |" {; h. c1 W8 R 2007年1月,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华。温家宝总理与奥会谈时有这样一段开场白:总理阁下与中国有特殊渊源,既是中国的贵宾,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深受感动,深情回忆起他的祖辈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他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我今天能以总理身份在两国建交15周年之际访华深感荣幸。奥这次访华非常成功,这与他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 \! `( |( B! R" r 作者: 西安小秘 时间: 2012-1-31 15:07
既要见物 更要见人0 j7 @8 a7 b2 M1 ~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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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8 t+ L2 V* i W7 x6 b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切实做好争取人心的工作,外事工作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人的工作。我想,秘书工作也是一样,“既要见物,更要见人”,作为秘书工作者,也必须学会面对面地做工作。这是一门大学问,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 p$ g/ t$ s) O, |& ` 面对面做工作是对外活动的主要形式。每次谈话都需要认真对待,做到有备而来,有备而为,心中有数。每次谈话前,要搞清楚谈话的对象来自何国、何地,有何背景,是头一次来,还是老朋友,他对这次谈话有什么期待,关心什么问题,是否会涉及敏感话题等。如果是重要工作对象,还要弄清楚他的政治倾向、对华态度、有何重要的经历和著作,有没有值得我们加以评价和赞赏的东西。 . ]' C' c( q8 P 会晤前的准备非常重要,中央领导同志重要外事活动前,通常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其人其事的背景材料。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央领导同志特意调阅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和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那篇讲话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论断,标志着尼克松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起了质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中央领导同志还调看了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当时,外交部有一个工作班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那次重要接待准备材料。那时的信息来源没有现在这么多,检索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几乎调动了党政军所有机关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除查新材料外,我们还翻阅尘封多年的旧报纸、旧杂志,即使是几行字的信息,只要有参考价值,就无一遗漏地抄下来,如获至宝。费了很大劲总算汇总了几大本,供领导同志会谈和会见时参考。熟悉和掌握有关信息是为了比较快地拉近彼此的距离,更加深入地做工作。用对方比较熟悉的话题和语言进行交谈,营造一种融洽的谈话和互动氛围,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M1 V( V; p5 u5 z4 v% t1 s
面对面做工作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道理对外事工作者和秘书工作者,都是适用的。对方作为你的客人,或你作为他的客人,双方谈话的身份是平等的,因此要相互尊重。切忌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要注意倾听对方的谈话。如果你漫不经心,言不由衷,答非所问,人家就会认为你没有诚意,是在敷衍他,轻视他,这样谈话效果就不会好,也伤感情。交谈要有耐心,让对方把话讲完,即使对方谈话言之无物或不够得体,也不要轻易打断人家的谈话。有的外国人有时故意把话讲一半,下半句不愿意说出口。你若不注意听他的谈话,就无法了解他真正的意图,就不能搞清他的言外之意。我们有时候会见外宾效果不理想,冷场或发生本可避免的争执,责任往往不在对方,而是我们没有注意倾听对方的讲话,没有很好地交流。 & \1 r0 D' L& n/ C& c 面对面做工作要区别对象,区别场合。比如,我们外事干部的工作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对中国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有正有偏。谈话的目的之一是让对方了解我国的情况。因此,外事干部要熟悉我们的国情,要懂内事,否则我们的宣传就是空洞的,乏味的。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就做不好外事工作。人大的外事干部如果对人大制度、立法成果一知半解,对方会瞧不起你。吴邦国委员长和外宾谈话为什么能打动人,原因之一是针对性强,没有套话、空话,语言朴实,表达简练,外国人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比如他同美国人谈台湾、达赖问题,讲到问题的症结和敏感性时,所表达的观点很明确、很尖锐,一点也不含糊,但是并没有给对方咄咄逼人的印象,会见之后美国人同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的领导人真厉害,他没有用一句吵架的言词,但已让你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使你不得不去思考。2006年5月,达赖窜访智利,总统不见,参议长不见,也不准达赖在参议院活动,但众议长不听我们的劝告见了达赖,还为达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吴邦国委员长访问智利时同众议长见面,他没有去批评、责怪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重点谈了西藏问题,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达赖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达赖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谋求建立所谓的“大藏区”,甚至扬言要把其他民族迁出“大藏区”;三是达赖不承认并要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其目的是恢复“政教合一”,恢复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充分说明达赖不是什么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不是宗教和文化的分歧,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希望拉美议员和政要认清达赖集团分裂主义的本质,对达赖集团的政治图谋保持警惕,不与达赖集团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不允许达赖集团利用议会等场合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从智利众议长的表情可以看出,吴委员长直率的陈述,言之凿凿,出乎他的意料。事后他对我方人员说:“看来吴邦国委员长知道我见过达赖,吴的谈话我听明白了,有的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我不怀疑。”1 v& g* L# U" g
智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尼奥斯2006年10月访华,此前有一段插曲。台湾当局知道此人很可能是下任参议长,决定花钱邀请其夫妇访台,企图把他作为台在智利议会的一个突破口。吴委员长访智时穆参加了接待,他很有礼貌,但表情不太自然,因为有台湾邀请他访问这件事,觉得对我不好交代。我代表团会同我国驻智大使,在智友人配合下耐心做工作。吴委员长和代表团成员对他态度诚恳,以礼相待。根据代表团领导的指示,我同他进行长谈,我说台湾当局花一点小钱把你请去,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想利用你来做宣传,我劝你别上当,不要去了。我半开玩笑地说,等两岸统一了你再去,我陪你。我还告诉他,全国人大邀请他访华,什么时候去都行。他略显惊讶,但又说得罪台湾恐怕不好吧,签证、机票都办好了。我说机票可以退,签证办了不去也是常事。他说回去再想一想。不多久他答复说不去台湾了,想近期访华。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操办。吴委员长访智后不久,在我方的精心安排下,穆尼奥斯和夫人访华,走了许多地方,效果非常好。在华时他对我陪同人员说,台湾他不会去了。此后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拉美议会年会,又见到了这位智利朋友,他和我热情拥抱,非常激动,还给我介绍了不少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议员。他说,请你们把我当作朋友看待,今后我要帮助中国人大与拉美议会发展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c k$ y' P2 _, L; Q" i1 a" ^2 p
面对面做工作,要学会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而不强加于人,这是做外事工作的一个原则,相信对做好秘书工作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常说摆事实,讲道理,外事和内事都应这样。外国人不可能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对我国的偏见根深蒂固,我们经常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能源政策、国防政策很不了解,但又妄加评论,无端指责,用其惯用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看待中国的事情。我们同他们的对话有交流,也有交锋,有斗争。我们做工作对有些人可以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效果则不大。尽管如此,遇到做工作的机会也不能放弃,要学会寓论辩于说理之中,要沉得住气,让对方感到虽然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但也没有理由无视我们的立场。1 C, v3 u: S. u7 @# C: k
交流时除了讲道理外,还要善于用事实和数字说明问题,增强说服力。比如,针对外国人对我和平发展战略缺乏了解的情况,我们不妨多用用数学的技巧,既讲总量,也讲人均,说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水平很低,在世界的排序中位居百名之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但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农村有23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有2200多万人,每年城市需要就业的人口达2500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的欧美人士说,他们的脑子里关于中国的印象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无法想象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下次访华时希望到西部和贫困地区去看看。! A: l5 X+ O4 x9 T4 T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或指责,我们用事实加以澄清。我们告诉他们,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比美国高30个百分点,对外依存度仅为6%。2005年,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为0.242吨,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13、日本的1/8。天然气人均消费量约为世界的8.5%、美国的1.6%、日本的5.6%。2006年,中国石油净进口1.45亿吨,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6.4%,而同期美国净进口达6.05亿吨、日本为2.42亿吨,分别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26.7%和10.07%。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没有人说那些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高的国家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反而说这两方面数字都很低的中国构成了威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有的美国议员说,这些数字他们是头一次听到,感到很新鲜。 9 a" m" D" J2 O0 [) i 2007年年底,我国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成了美众院军委会代表团不久前来访时同我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代表团有人说,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正在改变,国防军费的增加令美方关注。我们告诉他,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军费相当于美国的6.1%、英国的52.95%、法国的71.45%、日本的67.52%。中国国防费军人人均数额为107607元人民币,是美国的3.74%、日本的7.07%。当我们摆出这些数字时,对方无言以对。看来,谈话要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0 W2 P/ N5 O @. j) a# @ 作者: 西安小秘 时间: 2012-1-31 15:08
巧妙应对复杂问题 7 U5 v2 H2 Z0 Z+ ^7 @' d4 o! j0 } : t. H! D$ V" B- b" A吕聪敏 - w% r1 j! w' [) n: v; y2 i D5 N J$ r; n8 z8 g
这里讲的虽然是外事工作中如何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复杂问题,如何同各类复杂的人士打交道的问题,但对做好秘书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 Q8 I) |1 O, r2 V7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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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从毛主席、周总理那时起,我国领导人就很重视做外国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不分左、中、右。周总理经常对外交部的同志讲,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对外国人要加以分析,不要先入为主,过早地轻率定性。不能把问题简单化,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这样划分不科学,逻辑上也讲不通。友好与不友好要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作做得好,不友好的会慢慢好起来;本来比较友好的,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也可能变得疏远,不友好。周总理的这番话使我联想起我们同美国等打交道的一些案例。- [7 L+ y' V& K+ H'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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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工作要敢于碰硬,努力化解矛盾。围绕《八·一七公报》的斗争就是一例。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了许多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并写入竞选纲领。8月2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专程前来解释的副总统候选人G·M·布什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行。如果里根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和竞选纲领中的对华关系部分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一旦里根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中国也只好吞下,那完全是妄想。小平同志的表态义正词严,为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较量,1984年8月17日双方签署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是双方历经两年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得来的。, j& `0 U2 k" t. {# r( U/ H
$ A' ~) _& Y8 [/ p6 f; N# t3 D2006年,全国人大曾接待了美国的舒默、格雷厄姆等三位议员,他们是舒默议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扬言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当时我们人大会同政府有关部委全力以赴做工作。总的看效果不错。当然,不可能指望通过一次访问就改变这些人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舒默等回美后不久,国会决定推迟舒默议案的表决。转化工作不容易,让那些顽固派彻底转化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遏制他们的00气焰,使其变得收敛一些。我们工作的着眼点之一是争取那些对我国虽不甚了解但不存偏见、不怀敌意、愿与我国发展合作的议员,扩大积极面,缩小消极面。凡是来中国访问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或我们在美国接触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都可望通过我们真诚、细致的工作,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积极的变化。 3 L' o" P r' x" ]' C 4 B2 z( g* _ @2 F$ Q% U对外交往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难题,这是回避不掉的,要因势利导,多做工作。2006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她问温总理,中方能否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还说,我曾见过达赖,他担心西藏文化消失,因为西藏的汉人太多了。温总理说,我们同达赖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兄弟都曾多次回国。我们与达赖直接会谈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达赖必须放弃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达赖停止00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与他就其地位问题进行商谈。我曾经去过西藏,如果有机会,也希望总理阁下能去西藏,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今西藏的寺庙甚至比“文革”前还要多。1 ]$ o' o& Y& @$ f. v
: {, q l8 |1 w4 `* c1 x5 H& p3 v- U6 v全国人大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办公机构,肩负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及时、准确、全面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责任,发挥着参谋助手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还有督促检查、协调运作的任务。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常委会各项决定以及常委会领导同志指示的落实。因此,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做好办文工作的关键。 8 Q% J5 Q$ O. ~: P X 2 p. n. p2 t! g- _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能力,是做好办文工作的重要条件。我认为,在我们人大机关应大力提倡学习写作、勤于写作的风气。一个人要成为全才是很难的,但通过努力可以变得更全面一些。因此,我们要提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人大机关的学习材料和信息资源是很多的,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料室等,条件都是很好的,应充分有效利用。以外事委为例,可看的材料太多了。十届人大以来,在领导同志关心和兄弟部门支持下,外交部等部门提供的文电增加了很多,信息量很大。就整个机关来说,现有的信息资源丰富,应努力形成服务研究、服务决策的科学体系,让分散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有效利用,不要让现成的资源白白浪费掉了。 ) V# U. P# @5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