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一般的情怀
——回忆我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中）
纪 东
晚年的周总理
& W/ E, |0 q: `% v 3 w- x! N9 T8 h3 A! _3 a ; \+ J0 u# N4 ~(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而且“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道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再讲述我在周总理身边亲身经历的几件往事。
“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他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总理边说边比划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为让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搞颠倒了。”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会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为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始终没有改号。
还有一件小事也反映了总理的细心和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当时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的标志不够醒目，不仅影响交通管理，也严重威胁行人安全。周总理观察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专门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形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并标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必须恢复起来。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如果没有平时的关心留意，一个七八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怎能提出如此详尽的意见呢！
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座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的人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树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总理从西山回中南海，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总理指着车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站名叫‘五棵松'。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屹立在五棵松车站不远处。
1974年6月的一天，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这同时也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山区群众吃盐的困难。”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用具体的形式给予了人民，而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一件衬衣
初中语文课本里，曾经有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衬衫》，写的是发生在周总理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却真实地表达了周总理对群众的深厚感情。
这件事我当时亲眼目睹，那动人的一幕至今仍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下午，我随总理坐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正值炎夏酷暑，骄阳似火，正是穿衬衫的季节。那天的值班卫士是张树迎，司机是杨金明。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坐在前排司机的右侧，总理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我坐在总理的右侧。汽车出了国务院西门向南拐，当行驶到府右街南端，快到消防中队的时候，突然，一个上身穿白色长袖衬衫，下面穿蓝色长裤，梳着两条发辫，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骑车从府右街西侧略带下坡的太仆寺街东口冲了过来，因刹车不及，一下子撞在了总理座车车头侧前轮处。女孩扒在了汽车右前盖上，自行车倒在车头前面。在自行车与汽车接触的一瞬间，杨金明眼疾手快，猛地一脚急刹车，汽车一下“钉”在了那里，一动不动。张树迎急忙开门下车，扶起了那个女孩，问：“怎么样？”
女孩双手护着前胸，回答：“没有事，没有事。”这时，后卫车的警卫人员赶了上来，张树迎让他们照顾好孩子，处理好后面的事情。
紧急刹车肯定把总理惊住了，他焦急地询问：“怎么回事？”张树迎说：“没事，没事！”扭头对司机老杨说：“开车。”汽车又向大会堂开去。
这一幕，也就是两三分钟时间，周围没有任何人来往、围观，也没有影响交通。那个紧急关头，我见识了张树迎处置突发情况的机敏和果断，杨金明驾车技术的娴熟和应变措施的得当。胡同口很窄，视线不好，老杨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刹车到这种程度，水平确实高超。总理安全无恙，孩子也没有受伤，真是万幸！
整个过程，我看得真真切切，心里惊讶不已，佩服之至。总理虽然没有我看得清楚，但也看了个大概。随着车子的前行，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像自言自语，又像问张树迎和我：“你们看，不小心，把孩子给撞了。孩子到底怎么样了？”他没有顾及急刹车给他带来的不适，更没有责备那个孩子，他总觉得内疚和不安。张树迎不停地安慰他：“我看了，没什么大事，您放心吧。后面的同志会处理好的。”
总理哪能放下心来。我当时刚从西安探家回来，便给他讲了几句在西安的见闻，但总理根本不像以往那样听得进去。还是一直惦念着那个孩子。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说：“赶快问一下，那个孩子怎么样了？”那种着急，那份牵挂，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直到得知后面的随卫人员已经陪着孩子到医院作了检查，孩子确实没有受伤，只是上衣剐破了一块，后背蹭破了一点皮时，总理才放下心来。他执意要警卫人员去买一件新衬衣送给那个孩子，并说：“把人家的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偿嘛。钱从我的工资里出！”警卫人员按照总理的交代，买了一件新衬衣，送到女孩家里。
后来得知，这个女孩叫刘秀新，是北京低压电器厂的工人。刚学会骑自行车，想出来练一下技术，没想到一出门就撞了总理的汽车，也由此“邂逅”了一位伟人。她深感内疚和不安，执意不肯收下总理赔偿的新衬衣。警卫人员极力劝她说：“你收下吧。不然，我们没完成任务，领导要批评的。”好说歹说，刘秀新才收下了那件衬衣，但她一直没舍得穿，而是精心地珍藏起来。后来，她把衬衣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件衬衣的故事，体味共和国总理对一个普通人家孩子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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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难忘的八年》，作者系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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