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慧眼识真金，评价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如何慧眼识真金，评价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明朝刘斌和清初唐甄有精辟论述。
　　刘斌在《复仇疏》中确定品德、器量、才干三方面衡量标准后，明确提出要划清界限，不能把庸庸碌碌看作品德高尚，把耍小聪明当作才思敏捷。 “选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后可胜股肱之任”。
' r' \& N+ q% w7 U# i. B　　唐甄曾言，廉洁而不能养民，和贪官有多大区别？有才而不能养民，和酷吏有什么两样？廉洁的官吏，必须使百姓节俭而富裕。有才干的官吏，必须使百姓勤劳而获利。评价廉洁、有才的官吏，必须看他治理下的百姓是否富裕安康。如果廉洁仅仅是洁身自好，才干仅仅是办事干练，美名厚利归于自己，忧愁痛苦落在百姓身上，这种人在尧舜时一定会被划入“四凶”。这是独具匠心的深刻见解。
3 E6 L0 u7 z/ \$ ]) n8 C8 {% y, W　　德才关系，司马光的见解最正确。“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司马光的这段话可谓至理名言。
　　绝不能把庸庸碌碌、无毁无誉看作是高尚的道德，但必须要德才合一，才无德终变乱，德有才方成功。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也。
　　识人用人要坚持德量才三者统一。德，即刚正无私、忠诚廉洁、一心为民，而不是平庸无能、不知进取、沽名钓誉；量，能虚心纳谏、接纳贤才、目光远大，而不是玩诚府、装忍耐，变着花样保名利；才，指开拓创新、埋头实干、科学解决疑难复杂问题，而不指自作聪明、夸夸其谈、办事圆滑。符合这三条标准，方可担当大任。
( ]2 L, l$ n- C2 ]　　古代英名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值的大家推敲和借鉴。
　　要发现人才，主要根据其德才表现，但认识人需要时间的考验。人的政治品质，平时很难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则一目了然、泾渭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漏洞百出，祸国殃民。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脚踏实地，颇有成效。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来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但说来容易，做透很难。庄子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钎。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庄子提出的这个识人良方，其主旨是将赏识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监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拘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务，看他是否不贪；告知危急情况，看他的气节如何；当他醉酒时，看能否守规矩；将其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庄子的这些方法，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 ^: B0 c1 E+ [% V; P5 N  w4 z　　总之，用什么样的标准和眼光判定人才的问题，实质上是倡导什么样的风气和追求什么样的事业境界的问题。成就伟大的事业，单靠订计划、发文件、贴标语、喊口号、高谈阔论是注定要失败、灭亡和带来祸患的。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德、量、才三者结合是选拔、考察人才的基本标准，也是有识之士修身养气、砥志砺行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