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行人才思想

何党生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关于人才的思想，如李克的五法，魏征的六法，姜子牙的八征、庄周的九征、诸葛亮的六法等等。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五行生克制化思想，是传统文化中极有价值的一个学说，其中蕴含着极其奥妙、极其灿烂的运行机制，隐示着极其丰富的诸般规律。本文旨在将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与古代人才学宝藏有机结合起来加以探索，为现代领导者提供一个洞幽察微、推陈出新，创新人才工作的借鉴。
　　一、德才兼备  唯贤是举
　　德才兼备是中国古代人才观的核心思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周纪烈威王二十三年》)，对德才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强调要以德统才，以才资德。按照五行学说，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又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子系统。而这个系统最高统帅、最根本的规律就是道。道存在于系统内的一切领域，它主宰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人，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内的一个小的子系统-------智能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分子而已。如果说道是宇宙万物的总规范、总准则，而道德则是这规范所呈现出的总效能、总力量。道和德是并存的。大道似水，德则似器。故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老子第五十一章》）。道就是以其无形而统御着宇宙众形，而使宇宙之众生生不息，各有其规律。人，是肉体与生命的共称，也就是“道”与“器”的完善共融。所谓的人才，是因道之制御而呈现出生命和智慧这种德的效应的个体生命。作为个体的人，要在这个整体系统内生存、发展，就必须受道的制约、统御，循道而行。只有循道的意识、修养、行为才是有德的。只有具备这样的品德，才能实现精神的升华，生命形式的飞跃。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义、忠、信、勇、谋六大品质作为完善的道德水准，富而不越礼是仁；显而不露是义，肩负重任而尽心竭力是忠；办事诚实不诿过是信；险而不惧并能取胜是勇；随机应变掌握主动是谋。与此相反，自私、纵欲、虚伪、嫉妒、易怒则是恶的品质。人才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才，才是指人的才能、才智或才干。才和德也有丰富的内涵，它主要由知识、智力和技能等构成。才能可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两大类：一般能力包括认识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观察力、辨别力、判断力、思考力、应变力、实际操作能力等；特殊能力，如艺术表现能力、数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发明创造能力等等。按司马光的观点，如果不能得到“才德全尽”的“圣人”，宁可要“德胜于才”的君子；与其要“才胜于德”的“小人”，还不如要“才德兼亡”的“愚人”。唐太宗李世民可谓一代名臣，但有时也重才轻德，偏听偏信。在他晚年，误用了才有有余而德性不足的武将、兵部尚书侯君集，当侯君集举兵攻破高昌之时，私取珍宝无数，然而唐太宗对他继续重用，最后候终于走上了与太子勾结谋反的道路。李世民自从吞下这颗苦果之后，元气大伤，心绪很坏，对他的统治产业了不好的影响。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中惨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与作为主帅的蒋介石在选人用人上失误也是分不开的。蒋介石的心腹陈诚可谓是缺德少才，却被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参谋长，结果陈诚在东北战场指挥连连失误，丧师失地丢了四个军。刘峙是个典型的“败军之将”昏庸无能，但蒋介石却一直宠信重用，并让其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淮海战役中把徐州搞得一片混乱，最后一败涂地。这些典型的事例充分说明德才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
　　二、伯乐相马慧眼识英
　　识别人才，选拔人才是用人的前提。然而，识人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禀赋特异的奇才、怪才、鬼才得不到独具慧眼的领袖的发现、赏识和重用，有多少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人的品德的优劣、能力的高下，都是无形的东西，要想去认识，去发现，去鉴别，是非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不可的。有些人老持一种“天下无马”的论调。好象自己身边没有人才，问题是这些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无马？其真不知马也。”（韩愈《杂说四》）说得多好啊！天下不是无马，而有马不能识，不了解马的特点，不了解马的活动的含义，使用它又不得法，不顺手，因而有马不识马。作为领导者，识人首先要有适当的考察方法作依据。历史上，察人方法大体上有十种：（1）、从回答中观察被考察的人言语谈吐、知识才干；（2）、用犀利的言辞与被考察者讨论事情，看他应变如何；（3）、暗中派人观察他的言行，看他是否光明磊落。（4）、直截了当地提问，看有没有隐瞒的情况，观察他的德行。（5）、用金钱试探，看他是否廉洁，给他以财富看他是否逾越礼法。（6）、用女色考察看他是否严于律已。（7）、将他置于危难境地，看他是否有战胜困难的勇气。（8）、用酒灌醉，看酒后的醉态，是否沉着笃定。（9）、给他以显赫的地位，观察他是否骄横凌人；委他以重任，观察他是否忠心耿耿；任命他去处理大事观察他是否隐瞒、欺骗。（10）、不常过问或长期不问看他如何把握。这十种方法，既有对人才能力的考察，也有对人才品德的考察，是从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识人也要有大气魄，宋朝的范仲淹“多取气节，阔略细故”。有识之士都懂得，千里马既有奔驰之长，又有不驯服甚至踢人的毛病；能建功立业的志士，有改革济世之长，但往往有恃长傲物的缺点。如果计其“细故”，天下哪里还有可用之才？
　　用人之道，用其所长而去其所短，导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六正”：（1）、事情的端倪尚未萌生，形迹尚未出现，就能清楚地看到存亡之机和得失之要，从而防患于未然，使上级安然无恙，常处繁荣之地，这样的人就是“圣臣”。（2）、能够虚心尽意，经常给上级出好主意，勉励上级遵行礼义，献之以良策，顺成其美政，匡正其错误，这样的人，就是“良臣”。（3）、能够早起晚睡，不断荐贤，以英明领袖的事迹激励上级，这样的人就是“忠臣”。（4）、能够预察成败，转祸为福，使上级终无忧患，这样的人就是“智臣”。（5）、能够奉公守法，谨守职事，不受贿赂，推让官禄和赏赐，饮食节俭，这样的人就是“贞臣”。（6）、在国家昏乱之时，从不阿谀拍马，敢于犯颜直谏，而上级过失，这样的人就是“直臣”。“六邪”：（1）、贪图官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这样的就是“具臣”：（2）：凡是上级所说的，都一律说好，凡是上级所做的都表示认可，暗中搜集上级所好而加以奉献，以取悦上级之心，投其所好，引导上级游玩取乐，而不顾身后之害，这样的就是“谀臣”：（3）、内心险诈，外貌乖顺，巧言悦色却嫉贤害能，凡其所举荐之人，皆只言其优点，而不谈缺点，凡其所排挤之人，皆只讲他的坏处而来谈他的好处，致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4）、专权擅政，颠倒轻重，结为私党，损肥国家，假诏君主之命，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这样的人就是“贼臣”。（6）、用奸邪之言，谗陷君主，陷君主于不义之地，结纳朋党，蔽塞君听，使上级黑白不辨，是非不分，使上级的恶名流流播四方，这样的人就是“亡臣”，即“亡国之臣”。为此，要有一个专门的人才考察组织。五行学说认为，宇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那么，人才考察，也应该处于系统中。这个系统的建立应根据制衡原理设置人员。为了达到平衡，人员设置一般为奇数，又不宜过多，多则容易掣肘，意见不易集中。以三个、五个、九个为妙。对成员的素质要求是较高的，必须具备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心理学等基本知识；必须掌握大量丰富的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识人的经验；具有明察秋毫，洞悉人心的洞察力、识别力、发现力，还要具备从表面现象推知本质的思维力、判断力；同时熟练掌握人才的德才标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相马，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否是伯乐。汉魏时代刘邵在他的《人物志》中有这样一个判断：“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这告诉我们，如果领导干部克已自制，品德高尚，才能出众，自己是伯乐，无疑会为事业的发展集聚人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领导品德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如谨守中道，不偏不党；端正已身，光明正大；善纳忠言，任人唯贤；执法严明，恩泽方布；达观自然，宠辱不惊等等；也总结有领导者导致失败的十二项大忌：优柔寡断、肆意惩罚、办事不公、厌恶忠言、挥霍无度、受人离间、轻举妄动、疏远贤能、贪图私利、亲近小人、轻视防守和管理、无认认真执令。另外，领导干部不要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要知足常乐，居安思危；得志时不可姿势弄权，拉宗派，搞山头，建立独立王国，分庭抗礼，否则是自取灭亡之道。在才能方面，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这里决策能力又包括信息能力、判断能力和决断能力；组织能力又包括行政组织能力和心理影响能力。在知识结构上，要求领导干部应具备通才型知识结构，既要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广博的非专业知识，尤其是要具备管理科学、领导科学、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非程序化的软科学知识。在智力结构上则要求以思维型人才为主，主要是以想象力丰富，善于提出新思想，具备创造性开拓性为主的非逻辑思维的“发现型”人才。同时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则要求具备以感情稳定具有坚毅的意志力的优良品质。

    对领导干部的考察，具体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品德上考察，着重通过观察分析他对财、名、禄、色、顺境、逆境的态度上，看他是否自私、纵欲、虚伪、嫉妒、易怒、奸邪，来判断品德高下优劣，另一方面在能力上考察，看他是否有选择奋斗目标，制定决策的能力。那种凡事小心翼翼，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开拓性的干部，只能处处被动、处处挨打；看他是否具有强烈的整体观念、整体意识，综观全局研究问题；看他是否具备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否灵敏地组织机构设置与安排，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和变化，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去实现领导目标；看他是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选人用人，知人善任；看他是否密切群众，关心下级比关心自己为重。
　　三、用其所长 避其所短
　　用人是识人的目的，也是领导者成败的关键。用人分为胆和法两方面问题。胆就是敢不敢用；法就是怎样用。
　　贤人是可用的，尤其是才干突出人才更应重用。然而，千里马虽好，优点显著，缺点也很突出，如吃得多，爱叫唤，对非好骑手来说还难驾驭，不如普通马好使唤。就人才来说，凡是有作为的人总是敢于开拓创新，有主见、有自信，多是异质者。古人研究认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以已观人”，往往上只“能识同体之善”，而“失异量之美”。（刘邵《人物志》）。比如，清廉守节之人，拿正直作为尺度量人，喜欢正直的人，而怀疑擅长法、术的人。器能之士，以辩护为尺度，喜欢懂得方略之计的人，不喜欢在制度上方面有办法的人。臧否之人，以是否善于侦视观察为尺度，对那些能窥视出别人细小过错的人很赏识，而对那些豪爽洒脱、见识广博的人则扯不入眼。言语之人（批评家），以能否对事情迅速明快地作出判断为尺度，“能识捷给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这样下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与自己同体的人，一接触就会情投意合，对和自己异体的人，虽比肩而不察，此为雄才大略领导所不取，当列入应克服之列。
　　“千里马”这样的人才终究是少数，而“优点显著，缺点也很突出”这样的异质者也属少数。而庸人小人产生不可避免。按五行学说，庸人小人也可以用，对平庸者各得其所，对小人要给出路。唐代的裴炬原是隋朝奸臣，很善逢迎拍马，炀帝夸他“大识朕意”。隋灭后，又到唐朝做官，被李世民大胆起。他见李世民从谏如流，忠直之士比肩于朝，他也敢于犯颜直谏，李世民夸他，连裴炬原也敢犯言直谏，“何忧天不不治”。这个典故，说明小人也可转变，“正身直行，从邪自息”。对庸人不要嫌弃，其而应从其人“近乎平庸”中看出不平庸，从“略有所长”中看到其适合某项工作的能力，让其在工作中增长才干。
　　用人比有胆更重要的是得法。将五行学说运用于人才的使用和管理，一个重要内涵是通过谋划和采取包括法理情在内的方式、方法，实现牵制、控制、制用、制胜，最后达到制衡和制化。具体说就是对人才既有依赖，又有制约。只有依赖没有制约，不能求得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只有制约没有依赖，同样不能保持系统的运转。因此，用人之妙在于制用。
　　然而，制用以掌握人才的类型为前提。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事事精通的全才，无论哪一个方面的顶尖人才也都是有其局限性的，高明的领导者必须对部下的长短处了如指掌，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明代有位诗人写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领导者要准确掌握每一名使用对象的特长、优点和不足，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而量才使用，用其所长。刘邦为了和项羽争天下，首先要有人替他出谋划策，做出正确决策，他认识到张良善长而他人不知；其次还要巩固后方，治理百姓，保障后勤供应，他认识到萧何善长，而他不如；其三还要有人率领千军万马指挥作战，他认识到韩信所长，而他人不如。这就是人和事的合理配合，用其所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马谡本善于军计，出谋划策，和张良类似，是咨询参谋，诸葛亮却派他上战场打仗，这就是用人失当，岂有不败之理。
　　扬长是一种艺术，避短就更是一种艺术。“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避短是用人的上上策。怎样避短呢？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让人才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比尔·盖茨在打算退出微软以前，曾先后进行了吉他弹奏、说唱表演、投身政坛、影视拍摄等尝试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选择了他所适合的慈善事业作为退出IT业以后为之奋斗的新事业。比尔·盖茨作为一名富可敌国的商界奇才，30多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生奇迹，但他一旦离开了自己所擅长的IT行业以后，在许多领域都遭遇碰壁，这颇能令人深思。马谡本善于军计，出谋划策，是咨询参谋，诸葛亮却派他上战场打仗，这就是用人失当，岂有不败之理？制短，是用人的中策。五行生克制化律认为，人才使用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各种因素生生克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各种严格的法令、法规，各种明确的规章制度都是对人才进行制约的有效措施。此外，对人才使用还有一个依其所长，制其所短的有效措施。有些人办事果断但失之草率，有些人办事精细但失之于琐碎，我们可以让两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达到中和。人才使用的方法还可以采用谋略致胜术，比如一视同仁法，人才互补法，开诚布公法，分而治之法，以赏代罚法，论功行赏法，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既往不咎，兼容并包等等谋略，或攻或守，或奇或正，或虚或实，或因利制权，或以德感人，只要达到整个系统中和衡稳，能够推动事业的健康发展，都不为过。人才使用的下下策是惩罚，让他直接或间接体验感受到制裁的滋味，使其不敢贸然犯上，从而达到致用的目的。但惩罚必须善于把握分寸，过犹不及，就会带来不良后果。
　　四、有容乃大求贤若渴
　　识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是识人的目的，而识人用人都是以生养人才为源泉。宇宙大道是清浊并包，善恶兼容的。因此我们在生养人才时需有海纳百川般宽宏的胸怀，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其一，表现在不立门户之见，开放容纳吸引自己信仰以外的各种文化。蔡元培一生从事教育，在任北大校长时，认为北大作为最高学府、学术中心，应兼纳、包容各种学术流派，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讲新文学，讲西方和苏俄文化，也请守旧派代表黄侃、陈汉章待讲老古董，不同学说、学派并列、对峙、比较，促使青年们去思考，去品辨，去选择，孕育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其二，领导者要大智若愚，难得糊涂。最忌讳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久，几次派人去请一个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那人拒不肯来。最后那个人迫不得已上殿，却挥笔者写了“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满期文武三百六行全”，讽刺太平天国坐守金陵志气不大，人才三教九流没有真正精通治国之道的人才。有人认为此人不敬重天国天王，要求杀掉这个狂生，洪秀全说：“彼有何罪而杀之耶？匹夫不可夺志也。”于是善待李某，让他回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这就要求领导者既能容人之长，又能容人之短；既能与有缺点错误的人共事，又能与比自己强的人共事。用人所长，必须容人之短，这个道理浅显，实践中难办。历史上小人得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贤人的短处缺乏正确的分析，甚至误把长处作短处，把主见、创见和忠贞、正直看成是“不听话”、“不好使唤”，从而得出“良才难令”，“不好领导”，而把小人的谄媚奉承，投其所好看成是“听话”、“好领导”，结果黑白颠倒，误短为长。
　　生养人才，还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形成一种风气。俗话说，“一个单位一条虫，换个单位一条龙”，说的是环境的重要性。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和环境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人择主而仕。”是否能聚人、培养人，都和环境有着很大关系。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尤为重要。经济环境，如物质条件、工资福利无疑是环境的重要内容，然而过于夸大它的作用却是错误的。人才流向的“善政”主要不是物质条件，而是软环境。正如王维诗中说到：“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未归。”这个软环境主要包括：1、组织的整体形象：人们选择环境不只看某一单项指标，而是看整体形象。古今中外吸取人才的环境都是因为这个地区或组织是变法图强，奋发进取的。尽管某些物质条件不如人，但整体上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为人才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反之，一个地区一个组织只是因循旧制，不图进取，不能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报国之门，必使内部人才“人心思走”，外部人才望而却步。2、相应的配套措施。变革图强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如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奖惩措施，政策法令，以及许多不成文化的社会风尚，文化传统和群众心理，特别是现代企业十分强调“企业精神”或“企业文化”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政策等软环境因素。3、好群体好领导。人才群体是环境的重要内容。群体结构优，整体功能磊于个体之和，1+1＞2；群体结构劣，整体结构功能小于个体之和，1+1＜2.后者功能相互抵消，产生内耗，功能减值。这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关系。一个群体或一个组织，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人才选择环境，领导人的品德、才能、观念、心理状态就成为重要的因素。领导是亲贤臣还是亲小人也是人们选择环境的一个因素。如果领导人身边聚一些不学无术、善于钻营或阿谀逢迎之徒，一切正直之士都会敬而远之。李世民深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进一小人，则小人尽至”，“进一贤人，则贤人竞进”。由此可见，领导者的素质对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最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要实实在在地给人以施展才能的舞台，用人勿疑，疑人勿用，给人以信任，给人以厚待，才能解除后顾之忧。要珍惜人才，爱护人才，求贤若渴。
　　总之，按照五特生克制化规律，懂得“生我”、“我生”之道，又晓得“生我”、“我生”之法，对于一个事业的领导来说，就能知人善任，容人共事，广结天下英才，得道多助，事业就会生机勃勃，繁荣昌盛。

  诸葛亮如何知人识人？

      俗话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用人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关于如何知人识人，诸葛亮有著名的七观法供我们参考：

     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4、告之以祸难观其勇，

    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通过问答来观察其对事物的判断力，来观察其志向。如周恩来在小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为什么要读书，有的说为了光宗耀祖、有的为了荣华富贵，而周恩来在但是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老师为之震惊。(另有一种解释就是通过刻意的搬弄是非，来试探、刺激、诱导，来观察其品性气质。)

    “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就是通过出其不意的问答来观察其应对突然问题或事件的应变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纪晓岚等大臣在朝房等候乾隆帝来议事，久等不来，他就对同僚说：“老头子怎么迟迟不到？”这话正好被走来的乾隆帝听到，便厉声问什么是“老头子”。在众人吓得战栗之际，纪晓岚却从容不迫地回答：“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乾隆帝听后转怒为喜。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就是指通过询问计谋来了解其学识的真伪、广窄等。有一个例子，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一周后，埃森豪维尔给马歇尔参谋长叫去，在概括介绍了太平洋战争的基本形势后突然问到：“我们的行动方针是什么？”，马歇尔是想亲自考察埃森豪维尔在战争压力下如何出谋划策。在当时混乱和不利的情况下，马歇尔急需要一位有胆识的军官作他的助手，虽然他也已从其他途径听到对埃森豪维尔能力和胆识的称赞和肯定，但他还是要亲自测试一番，果然埃森豪维尔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在几个小时后即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建议和计划，很对马歇尔的胃口。埃森豪维尔后来也步步高升，成为二战美军最著名的高级将领。

    “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这种方法是突然告诉一个人说大难降至，通过观察他的表现是否勇敢。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亲自经历灾难，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才是最真实的。勇就是忠诚、勇敢、刚强与坚贞等优秀品质，也是铮铮铁骨的血性男儿。一战时美军高级将领将麦克阿瑟将军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经常与死神捉迷藏。一次，德军的炮弹落在了他指挥所的近旁，他却镇定地对部下说：“放心，整个德国也还造不出一颗能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也说“酒能乱性”，通过一起喝酒来观察其酒后的言论及真性情。人喝醉后,他大脑的意识部分被酒精麻醉了,所以他就会在无意识中把清醒时不肯暴露的秘密说出来。酒后的酒品就像赌桌上输钱后的表现一般真实。有这么一种说法，酒后喜欢唱歌的人：生活起居较具规律性，也是乐观进取之人，虽会酒醉，但心不会醉；喝醉酒就胡言乱语、信口开河的乱开承诺支票：是怯懦型，有消极的倾向，常见怀才不遇或不满现状；醉后会哭的人：个性消极，自卑感重，在日常生活上曾遭受严重的鄙视或有许多委屈，在平常即会常抱怨或发牢骚之人；醉后就睡的人：是属于理智型之人，平常不喝酒时颇懂得自我约束，言行也少踰矩；醉后爱笑之人：个性乐观、随和、不拘小节，也是颇具幽默感之人；酒后喜欢唠叨、争吵，甚至会动手打架之人：平常情绪不稳，是处在长期的时运不济，或屡遭挫折、不顺的际遇下，属于怀才不遇的典型，其目前之运势则是处在蹇滞阻塞难通的情况下；喜欢独自一人默默喝酒之人：落寞寡欢型之人，拙于交际与词令的表达，个性孤独，为人拘谨其人富理智，能明辨是非，心性上却是怯懦及消极；没有「粉味」就喝不痛快的人：是属于寂寞型的男人，平常少有可以倾谈的对象，也禁不起别人的批评，少能忍受被人忽视的感觉。喜欢续摊喝酒的人：喜欢嘻哈、虚荣、热闹之人，聪明且具才能，但好胜心强；喜欢交友及展示酒量或财富之人，不喜占人便宜，所以也会争取付帐的机会，以避免亏欠人或被戏谑为小气；喝酒喜欢划拳助兴之人：是孤独寂寞型的人，常会有情绪性的孤寂感，所以藉由划拳酒令等肢体语言排遣寂寞感，这样子的人也会藉由忙碌的工作来忘却烦恼与寂寥！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人性本有贪欲，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古以来，用金钱来考验人，使其面临财富，来有效观察其是否清正廉洁。杨震：汉代人，曾经推荐王密为邑令，王密晚上带着金子赠给他，说：“黑夜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信任是识人用人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古时敌军来降，便命其去“取某某人首级前来”，就是要让其表忠心诚信。诸葛亮的“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是说交代给他一件事情，让他去完成，通过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来观察其诚信和忠心。孙策收服太史慈之后，太史慈约定第二日正午前来投降,也正是要看孙策能否能够用人不疑。信用是用人者取得下属忠心拥戴的重要条件，也是用人者对其下属最基本的需求，期之以事观其信，然后用人不疑，这是成功的用人者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