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纪的人常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可能是亲身体会总结出来的。诚然,共产党早已把“开会”当成了一大法宝。早在抗日战 争时期,共产党就常常利用集会、**、演讲等方式来发动群众,在不断的尝试中,感受的了开会的妙用,只要号召开会,就会有人参加,也不乏有好奇的和看热闹的,(中国人本来就喜欢当看客)。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也是经常开会,遇到大小都要开会来解决,这是发扬民主,集体决策。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了土改期间,把这一“法宝”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把地主的土地分掉,而得到土地的平民也尝到了开会的甜头,感受到了聚在一起的好处,每逢开会就积极参加,且情绪高涨。到了50年代末期,开展“大鳴大放”活动,许多人依然敢讲敢说,通过鸣放来释放和诉求什么。可是释放之后后果让其终身难忘,甚至害怕开会了。到了“文革”期间,其形势又让很多没有吃过亏的昏了头,忘乎所以,疯狂起来,每天大会小会不断,尤其批斗会、辩论会开的人人嘴上起泡。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县,再到各个机关、部门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没完没了,动不动还时常是万人大会。文革之后,分田到户了,人们把力气全都用在了自家的责任田里,思想也开始疲惫了,对开会失去兴趣,就是村民小组会也难开起来,只要是事不关己的会,人人都懒都去,乡镇要想开一次万人大会可以说很难了。-----到了村两委换届和乡镇换届时,县上会派工作组深入到乡村,帮助动员群众和为基层组织把关,一是怕群众不热心,二是怕群众捣乱,三是怕没有觉悟的群众和党员不能领会组织意图,选举出非候选人来-----。 : h9 {. \0 D B k0 a% H 0 J. {2 o9 Y" T 基层的会少了,群众大会少了,可是县市委的会却多了起来。许多领导干部常常为开会烦恼、发愁,有的领导干部一天要开七八个会,开得头脑发晕,浑身无力,就连晚上该履行的“公事”都无能为力,闹得常常夫妻不和。有的上级领导开会,不论是正职还是副职主持的会,一律要求下级部门正职参加,要是副职代替正职开会,领导就不高兴,甚至发火,要求效能办通报批评。5 s8 F- _8 j7 h% u8 q% G: u$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