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聪敏：《老秘书谈心录》连载文章汇总贴

      最近，有一些年轻的秘书工作者给本刊来电来信，希望能多宣传、介绍一些老秘书工作者的经验、体会和心得，以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我们认为，广大老秘书工作者的奋斗历程、丰富经验和人生感悟，的确是做好秘书工作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借鉴和传承。为此，从本期起我们开辟新专栏《老秘书谈心录》，开篇连载曾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后又为李总理总理担任过10年秘书的吕聪敏同志的系列谈心文章。这些文章内容生动、说理透彻、情感真挚，读来令人掩卷遐思，受益良多。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从文章中得到启发和教益。——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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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 n. U; R5 W  d老秘书谈心录之一：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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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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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g) _( j# v6 y) R    1963年夏末秋初，我结束了南开大学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 _2 n6 X* P8 ^0 M, x% F    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因某种机遇，不一定都是必然的。在校时，我的就业预期是留校当老师。我当时很羡慕同班同学高秋福考上了社科院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洋诗歌，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文学才华；我也曾羡慕张宝生同学提前调出来到澳门学葡文，可我也清楚这种幸运的机会实在太少，很难落到自己头上。然而在大学四年级开始不久，外交部为物色出国干部人选到一些重点高校提前招人，一校一人，拟用一至二年时间在原校定向培养。我却有幸被选中，喜出望外。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南开大学校、系领导对我的信任，是南开把我送上外交之路。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去外交部报到的情景。干部司的老曾负责接待，他亲切地对我说：“欢迎你。你们这批同志是为驻外使领馆准备的干部，编成了一个出国人员培训班。其他人都已报到，就等你了。你就当班长吧。”就这样，我等一班人被安排在位于北京化工路附近的外交部东郊农场集中学习，等待分配。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部不久就参加了一次全部人员大会，听陈毅外长讲话。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给大家简要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外交干部加强学习，树立外交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要有一辈子干外交的思想准备和奉献精神。陈外长在廖承志、章汉夫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大家面前的情景，部里的老同志当然非常熟悉，可对我们这些刚入部的小青年来说，着实感到新奇、兴奋和幸福。陈外长的讲话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当学生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的社会责任，开始在自己头脑中思考着。
   为期不长的集训，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时间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
    刚出校门就出国门，环境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经过6个昼夜的国际列车旅行，我们抵达莫斯科，休息一天后转乘飞机到了伦敦。到馆最初的日子很不适应。馆内人手紧缺，我准备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语一流、经验丰富的“老北外”，已在馆工作8年，即将回国前夕却不巧患病住院，我这个“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阵。我的分工是在办公室搞礼宾，对外称馆长“私人秘书”，负责联络和处理一般性的对外事务。第一天上班连续接听了七八个电话，有求见馆领导的，有谈房屋维修的，有发牢骚说我们的车辆停的不是地方、影响人家出行的，有说我们的人员看病欠账的，等等。我听得头脑发胀，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准确无误地搞明白。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落得如此狼狈，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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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不长的集训，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时间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

老同志的经验是宝贵的，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就是收集建国后的这些老同志回忆录，做一个系统的学习，相信会受益良多。

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值得学习借鉴，感谢楼主的辛苦汇总，方便下载学而不思则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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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楼主的辛苦汇总，方便下载好好学习。

前人的经验就是我们后辈学习得榜样。

很喜欢这样的真实经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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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秘书谈心录之二：练好基本功受益一辈子
吕聪敏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带领下，外交部从建部起就十分重视作风建设，形成了学习勤奋、工作严谨、纪律严明的好传统。我庆幸自己1963年大学毕业后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重知识、重人才的学习型集体。
; [! ]. L0 G$ S% j        记得周恩来总理当时经常勉励外事干部要四海为家，要有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要一辈子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掌握外交知识。他提出做好外事工作要练好基本功，要做到“五勤”、“四多”、“一化”。“五勤”是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眼勤是指多读书、多看文件；耳勤是指多听和广泛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嘴勤是指积极主动介绍我国的情况，宣传我国的主张，同时有效地进行外交谈判和外交交涉；手勤是指凡事要亲自动手，决不能养成依赖和懒惰的习气；腿勤是指广交朋友，不要错过送上门的工作机会。“四多”是讲，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实践。“一化”，就是讲要学会外语，做到外语化。
, ^' F! g3 N; E        刚入部的那些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也经常有机会参加周总理亲自召集的会议。每次开会，我们的领导都比较紧张，大家都像进考场一样随时准备回答周总理的提问。有一次接待澳大利亚代表团，周总理会见前在大会堂东大厅北小厅听汇报，他问了许多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建国的历史、政党情况、行政区划以及外宾的情况等。周总理从司长问起，也问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的问题答得还可以，有的就答不上来，周总理批评我们下功夫不够。他说不了解人家的情况你就不可能同人家有好的交流。
! Y7 M/ D& X2 [        练好业务基本功，涉及许多方面，有两项是不可缺少的。
% s/ _9 b/ N' {        第一，要重视调查研究，积累雄厚的工作资源
' _* L/ J9 ^  V: j- v. z0 X        就外事工作而言，调查研究有哪些方面呢？粗线条地分，有形势动态调研、基本情况调研、专题调研、政策实施情况调研。大家都知道，外交部、中联部、安全部、总参二部、社科院、人民日报、新华社、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研所等部门都有一些专门的期刊和出版物。不少省市级的报刊开辟了国际问题专栏和专版，一些重点高校都办起了国际关系学院或研究中心，关心和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研究的成果既包括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的，不少文章内容丰富、可读性强，有参考价值。我们全国人大机关的外事调研工作，基础调研占的比重大，综合性调研少一些。政策实施情况的调研是一种实用性调研，与日常工作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某一国的总统、总理、议长来访，我国领导人访问某个国家或参加某个国际会议，其中达成的共识、签署的协议执行情况怎么样，要作些调查研究，要跟踪，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会议，我仔细学习了这次会议的所有文件和相关材料，收获很大。戴秉国同志和我聊起这次会议的筹备、文件的起草过程。他说，根据中央的要求，为起草各类讲话和文稿，做了浩繁的调查研究，开了无数次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综合、分析、提炼、起草，初稿形成后再反复修改、加工。这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准备，为我们提供了做好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
        重视调查研究，善于积累工作资源，最终受益的是自己。从周总理那时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直非常强调外事调研工作。在1966年2月的使节会议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使们讲，要对驻在国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像样的东西来，不能做了多少年还是懵懵懂懂。表面的话、一般的话可以说一通，但毫无新意，这不行。你们大使应该做我们的先生，我们要跟你们学习。事物总是有其内在的矛盾，要区分主次，对事物的各个层面进行剖析；个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来考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分析，才有利于全面看问题。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要讲辩证法。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考虑。
' H4 b! w5 K1 N        周总理的这些话我们总是百听不厌，常听常新，要认真领会。纵观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历程，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无一不是在认真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调研是做好工作、进行决策的基础，调研本身也是学习，调研的过程就是积累知识、积累工作资源的过程。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超人的天才，而是因为他勤奋、刻苦，因为他花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时间积累知识，积累了雄厚的工作资源。不要当“伸手派”，也不宜过分提倡“拿来主义”。知识的积累要靠自己，要勤看文件，勤查档案、勤查资料、勤写笔记。现在多数同志电脑用得很熟练，这为及时掌握信息提供了便利。虽然我们完全可以从电脑上查资料，但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仅仅采用这一种方法，比如做卡片，就可以作为电脑下载的辅助手段。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抄了许多资料卡片，觉得抄一遍总比看一遍印象深刻。然后把卡片分成类，用时拿出来，不用时摆在那里。就像工人一样，平时积累了很多机器的零部件，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组装。据了解，不少领导同志都是这么做的。报刊上好的文章，我习惯剪下来贴在活页本上，编了小标签，查找、引用都很方便。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和习惯。总之，能方便使用就行。
        现在每天要看的东西很多，关于阅读范围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时间有限，这里就有一个根据工作需要来取舍的问题。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和体会，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有几样东西是应该认真看的，比如中央领导同志重要的外事谈话简报、外交部负责同志重要会谈的简报、重要的专题研究报告、知名专家学者有分量的学术文章。高质量的请示报告和外事工作总结也要认真阅读，这对工作有好处。在看的过程中，要思考人家的文章为什么能做到内容清晰、逻辑严谨、说理全面、文字顺畅、建议中肯。想一想，比一比，我们为什么把类似的一件事情说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我认为，虚心向前人、向他人学习，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尚的境界。要从前人、他人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即使是一点一滴，对我们也是有益的，而不能采取排斥或者不屑一顾的态度。
        重视调研来自对知识的渴求。中央领导同志把出国访问和广泛结交各国人士当作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把所见的外国人士看作是“送上门的老师”，告诫我们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我陪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次数很多，有切身体会，一次出访或一次会见结束后，领导同志往往用几句话就能概括出这个国家、这个外国人的特点、所谈问题的实质要害，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比我们站得高，看得准，看得明白。他们的点睛之笔往往成了我们起草总结报告和新闻稿的重要依据。大家还会发现，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前听汇报，最希望听到的是新情况、新信息、活材料、好建议，最不喜欢汇报人不着边际说空话。
: n  \. |% l- r9 e& i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强调的是，现在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信息渠道多得很，信息量大得惊人。我们一方面掌握信息要快，要及时，另一方面掌握信息要准，要善于选择、使用信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既不要错失有价值的信息，也不要被假信息、错信息所误导。
        第二，要养成亲自动手写东西的好习惯
        会写文章是每个国家公务人员不可缺少的技能。我这里所说的写作，不是写剧本，写小说，而是写公文，要求是不同的。我们起草的各类文件，不是去追求文字的华丽，而是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按照不同公文的特定规范和格式，区别不同的呈送对象加以写作。文章写得好，是理论、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夫的综合体现。有的人杂文、散文、游记写得好，但并不一定能写好公文。如能成为写好各类文章的全才，那当然更好。
        我曾就公文写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强调要亲自动手。吴邦国委员长曾要求我们提高文字水平，我理解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词汇用得好、文字如何精彩，而是说写好一篇文章，既包括文字表达能力，也包括政策理论水平、对问题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以及所提建议是否符合实际，不那么简单。邦国委员长在一次同我的谈话中讲到，他经常记笔记，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写到小本子上。他说外交部的一些重要简报他每期必看，有时会见外宾用的材料就是看简报记下来的，比如戴秉国同志与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和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战略对话的简报就很有用。他当面对戴秉国说，我谈的有些话就是从你那里学的。邦国委员长说他出访时关于“大藏区”的谈话内容，就是从统战部的材料中摘出来的。邦国委员长是有名的写文章、改稿子的快手、高手。他说有时候写东西，下笔如流水，想停都停不下来，一气呵成。我想原因很简单，靠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就我所知，中央领导同志看材料都非常认真、仔细，对一些有真知灼见的看法和分析，都非常重视。
        由于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写东西、改东西，虽然远谈不上写作高手，但喜欢写，搞久了就放不下，乐此不疲。为了写一篇东西要查很多材料。我这个人别的长处不多，但求知欲比较强，爱逛书店，爱到图书馆。为了改一个稿子、引述一句重要的话，一定查清出处。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还做到亲自动手，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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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秘书谈心录之三：要学会沟通和交流的技巧
吕聪敏
        做秘书工作与做外事工作相比，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在对外联络、沟通协调、工作交流等方面，就有很多方法和技巧是相类同的，可以互相借鉴。这里，我结合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体会和经验，谈谈如何与对方交流，如何抓住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
        我们做外事工作，谈话技巧很重要。中外交往中，立场针锋相对、从头到尾吵架的谈话或谈判是不乏其例的，但多数还是友好对话。如果一开始就讲分歧，交流的气氛就会很消极。因此，尽可能寻找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就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10月上任伊始的来华访问为例。他到北京时正好雨过天晴，会见我国领导人时，他的开场白有一句话：“今天北京雨过天晴，相信中日关系也会‘雨过天晴'。”安倍拜会胡锦涛主席时说，“在此重要时刻，两国领导人如何判断，能否建立互信，关系到今后几年日中关系的发展，双方应面向未来，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水平”。胡主席表示，“我与你有同样的心情，也希望中日关系‘雨过天晴'，呈现新的局面”。胡主席以此为切入点，呼应安倍“面向未来”的表态，阐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张，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是“你的前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安倍认真地听取了胡主席的谈话，表示日方高度重视胡主席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安倍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讲到，“两国首脑应经常坦率对话，建立牢固的信赖关系，实现战略互惠”。温总理回应说，日本有句名言“信为万事之本”，中国也有一句成语“言必信，行必果”，可见我们两国的先人有类似的理念。我真诚希望并相信阁下的访问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轨，从而使你的中国之行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安倍点头，对温总理的讲话报以会意的微笑。
6 Y; B# `0 \% E- ^        此后不久的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安倍首相再度会晤。这次会晤是在中日关系既有积极改善，也有消极因素干扰，基础仍较脆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温总理抓住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的重要契机，在安倍访华时双方共识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心议题做工作，敦促日方做出努力，不使中日关系大局再次因历史问题而受到干扰。安倍表示，日将虚心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将从政治层面促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不使这个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悬案。在台湾问题上，日政府将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
# g' q* v$ y& w, |7 g' f; Z        我国领导人同美国领导人谈话时也都把双方的共识作为切入点，强调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良好势头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2006年7月，胡锦涛主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时，与布什总统举行会晤。谈到经贸问题时，胡主席说他4月访美时，双方都表示要按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妥善处理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中方已采取切实步骤，解决美方合理的经贸关切，包括已如期于6月底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希望美方重视并解决中方的关切，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公平环境，劝阻国会通过有损两国经贸合作的议案。布什说，对中国成为经贸强国我不感到害怕。我认为，中国是巨大的经济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美中经贸关系是互利双赢的。美方重视中国在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明确表态，愿不断扩大美中经贸关系。布什还特别提到最近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保尔森为财长，要求保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解决美方的关切，二是防止美中经贸关系朝对中方不公正的方向发展。布什还对中国恢复进口美牛肉表示感谢。胡主席进而指出，中国的发展是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为世界提供市场，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并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创业赢利的机会，因此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 D3 `6 U2 c/ ]. C; m1 ?: P        上述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了解、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找到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是保证对话成功所必需的。
        我自己在对外活动中也有类似的体验。去年我赴加拿大举行机制交流的年度会晤，对方安排会见执政的保守党的一些政要，其中有些人对华态度不好。但也有一些保守党议员态度友好，使我对工作有了信心。我结合自己长期负责加拿大工作的经历对他们说，早在60年代，当时的加保守党政府毅然冲破美国的阻挠，开启了加中小麦贸易的先河，我们不会忘记当时的加农业部长汉密尔顿先生的贡献，不会忘记他访华时同周恩来总理的精彩谈话。汉密尔顿曾对特鲁多总理讲，当他与中国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以禁止向加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和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加运粮船提供燃料来要挟，他和时任总理迪芬贝克都极为恼火。汉密尔顿先生来自加中西部，那里是小麦产区，他要为他的选民着想，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小麦卖出去，还要卖个好价钱，所以他看好中国的市场，愿意同中国建立长期的贸易联系。还有一条理由是很重要的，他不同意有人把意识形态作为对华贸易的障碍。抚今追昔，我们对中加关系目前的状况感到忧虑，但并没有丧失信心。中加关系发展到今天，与加两大政党历届政府的努力分不开。希望加拿大今天的保守党人继承和发扬你们先辈的好传统，妥善处理中加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不做违背两国人民利益的事。我们不愿意看到37年前自由党政府特鲁多总理打开的加中关系的大门，在保守党政府哈珀总理主政时关上。我们不希望看到克拉克、马尔罗尼等保守党领导人花费心血维护和发展的中加关系受到损害。不久前在日内瓦开会时，我碰到几位加保守党议员，他们主动向我提起加媒体关于加中关系现状的报道和我访加时的那番谈话，表示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对目前中加关系受到干扰同样感到忧虑。这使我感到保守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从这几位议员的谈话中发现了双方认识的契合点。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并说如果他们有空我想请他们吃饭，继续今天的交谈。第二天我们双方搞了一次成功的工作早餐，谈得很远、很深。这些议员回国后即向议长作了汇报，促成了以参议长为首、包括外长在内的多名议员与我驻加大使卢树民的集体对话。参加对话的奥利弗参议员写信告诉我，对话效果不错。从那时起，我大使与加议会协会的定期会晤形成机制。
        这几年来，我同美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主席伊尼·法里奥马维加有过几次接触。此人是土生土长的南太平洋美属萨摩亚人，民主党在此地的代表，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谙熟法律和政治学。美国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特殊背景造就了他特有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一生追求种族和谐、民族平等，称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民权领袖、黑人牧师马丁· 路德·金是他的旗帜。由于我对他的背景略有所知，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有意识地从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开始我们的谈话。我用英文背诵了金牧师演说中一句充满诗意的话：“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法里奥马维加随即动情地脱口吟诵金牧师这篇演说的其他名句：“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品格的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我俩一呼一应，谈话十分融洽。我对他讲，中国人民对金牧师充满敬意，高度赞赏他与旧制度抗争的勇气和胆识，积极评价他捍卫基本人权、主张民族和谐和平等的理念，这些恰恰也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信仰。双方的这一简短开场对话，找到了认识的契合点。我介绍了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介绍了我国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巨大成就。法里奥马维加听得很认真，他回应说，中国解决了10多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做到了民族和谐、团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全世界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反思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法表示不同意某些议员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他说，有时候，我们太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在细枝末节上指责别人，忽略了交流的真正意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美国人知之甚少。不久前我访问了南太一些岛国和地区，亲眼目睹中国提供的援助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良好作用。有人不顾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真诚援助的事实，竟然还指责和曲解中国的外交政策，真让人匪夷所思。

老秘书谈心录之四：以情动人　深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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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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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 c8 l1 `, Q" D* w$ r    朋友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交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既要广交，又要深交。我们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难免要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交一些工作上、事业上乃至生活上的朋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情动人，广交和深交朋友。这里我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经历和体会，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对外交往中要学会以情交友。对那些对我国情况比较了解的友好人士要这样，对情况了解不多但愿意同我们接触的人也应该这样，做到以情动人，深交朋友。1972年4月，在著名的“乒乓外交”事件次年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首次访美。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这次活动。临行前的一天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及外交部、国家体委领导同志。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通过打球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你们有在名古屋世乒赛上结识的老朋友，还将要结交更多的新朋友。要通过你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友善的，还要传达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人民应该长期友好相处。在同一年的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在出发的前两天，周总理仍是在深夜接见大家。总理对代表团团长吴蔚然大夫和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说，我们中国人是重义气、讲情谊的。吴大夫给美国记者赖斯顿做过手术，林大夫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其他几位大夫也同美国同行有过接触，感情交流更容易一些。中美医学交流靠你们去开拓。正如周总理预言的那样，中美医学交流从此有了良好的开端。美国知名的医学专家保罗·怀特、格雷·戴蒙德大夫和夫人玛利、塞缪尔·罗森大夫和夫人海伦等都为中美医学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了美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上述两次出访我都有幸参加了，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教诲，又了解到我们的运动员和医学专家根据总理的嘱托以情交友、广交和深交朋友的许多故事，感到周总理关于深交朋友的嘱咐是多么的含义深远，语重心长！
. q3 [+ g& W7 ]2 D4 O    以情交友，意思是我们同友人交往是真诚的，重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美国参议院前临时参议长史蒂文斯，是我们的老朋友，“飞虎队”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对中国人民有真诚朴素的感情。他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与我们不同，他忠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华友好。他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北京申奥，倡导建立美参院与中国全国人大定期交流机制并先后担任主席和副主席。在他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井上健的带动之下，美国参议院对华友好力量不断增大。我们多年以来对史蒂文斯和井上健以诚相待，给予很多高规格的礼遇，对此他们铭记在心。我们访问美国的团组，只要他们时间允许，总会出来会见。史蒂文斯有个小女儿，曾在加州大学学法律，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的物权法。女儿受其父亲的影响，对中国也很有感情。她在学校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法律的学生社团“中国法学会”，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和指导。史蒂文斯向我们转达了女儿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很重视，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同志去讲课，效果非常好。法工委还给他们寄了书刊，特别是给史的女儿提供有关物权法的材料。就这么一件不难做的具体的事，工作做在女儿身上，加深了我们和史蒂文斯一家的友谊。井上健是来自夏威夷的日本后裔，美国会最为年长的参议员之一，民主党元老，二战时在欧洲战场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不幸被炸掉了右臂。此人政治上开明，对华友好，反对“台独”态度鲜明。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后，井继续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会同史蒂文斯等人推动中美议会交流，与史换位亲自担任美方主席，使双方定期交流机制没有因美政局变化而中断。我方高度评价这些老朋友的贡献。
    美参院“中国工作小组”主席科尔曼参议员上次来访，提出想和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运动员聚一聚，打一场球。我们专门请了张燮林等当年参加过乒乓外交的同志和几名年轻运动员，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与科尔曼夫妇等聚会，打球。这次聚会气氛非常好。我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1972年访美乒乓球代表团，我和张燮林等同志回顾了那次访问的情景，拉近了同科尔曼夫妇和助手的感情距离。凡是来中国访问、受到我们热情接待的美国议员和助手，多数都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到美国访问时，这些人都是接待我们的主力，忙前忙后帮我们安排活动。没有感情上的拉近，彼此互有戒备，就很难有和谐融洽的沟通。
    2007年1月，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华。温家宝总理与奥会谈时有这样一段开场白：总理阁下与中国有特殊渊源，既是中国的贵宾，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深受感动，深情回忆起他的祖辈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他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我今天能以总理身份在两国建交15周年之际访华深感荣幸。奥这次访华非常成功，这与他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既要见物　更要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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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切实做好争取人心的工作，外事工作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人的工作。我想，秘书工作也是一样，“既要见物，更要见人”，作为秘书工作者，也必须学会面对面地做工作。这是一门大学问，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5 f( P. V, o  T8 N" X' X6 J        面对面做工作是对外活动的主要形式。每次谈话都需要认真对待，做到有备而来，有备而为，心中有数。每次谈话前，要搞清楚谈话的对象来自何国、何地，有何背景，是头一次来，还是老朋友，他对这次谈话有什么期待，关心什么问题，是否会涉及敏感话题等。如果是重要工作对象，还要弄清楚他的政治倾向、对华态度、有何重要的经历和著作，有没有值得我们加以评价和赞赏的东西。
        会晤前的准备非常重要，中央领导同志重要外事活动前，通常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其人其事的背景材料。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央领导同志特意调阅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和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那篇讲话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论断，标志着尼克松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起了质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中央领导同志还调看了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当时，外交部有一个工作班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那次重要接待准备材料。那时的信息来源没有现在这么多，检索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几乎调动了党政军所有机关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除查新材料外，我们还翻阅尘封多年的旧报纸、旧杂志，即使是几行字的信息，只要有参考价值，就无一遗漏地抄下来，如获至宝。费了很大劲总算汇总了几大本，供领导同志会谈和会见时参考。熟悉和掌握有关信息是为了比较快地拉近彼此的距离，更加深入地做工作。用对方比较熟悉的话题和语言进行交谈，营造一种融洽的谈话和互动氛围，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面对面做工作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道理对外事工作者和秘书工作者，都是适用的。对方作为你的客人，或你作为他的客人，双方谈话的身份是平等的，因此要相互尊重。切忌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要注意倾听对方的谈话。如果你漫不经心，言不由衷，答非所问，人家就会认为你没有诚意，是在敷衍他，轻视他，这样谈话效果就不会好，也伤感情。交谈要有耐心，让对方把话讲完，即使对方谈话言之无物或不够得体，也不要轻易打断人家的谈话。有的外国人有时故意把话讲一半，下半句不愿意说出口。你若不注意听他的谈话，就无法了解他真正的意图，就不能搞清他的言外之意。我们有时候会见外宾效果不理想，冷场或发生本可避免的争执，责任往往不在对方，而是我们没有注意倾听对方的讲话，没有很好地交流。
        面对面做工作要区别对象，区别场合。比如，我们外事干部的工作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对中国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有正有偏。谈话的目的之一是让对方了解我国的情况。因此，外事干部要熟悉我们的国情，要懂内事，否则我们的宣传就是空洞的，乏味的。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就做不好外事工作。人大的外事干部如果对人大制度、立法成果一知半解，对方会瞧不起你。吴邦国委员长和外宾谈话为什么能打动人，原因之一是针对性强，没有套话、空话，语言朴实，表达简练，外国人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比如他同美国人谈台湾、达赖问题，讲到问题的症结和敏感性时，所表达的观点很明确、很尖锐，一点也不含糊，但是并没有给对方咄咄逼人的印象，会见之后美国人同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的领导人真厉害，他没有用一句吵架的言词，但已让你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使你不得不去思考。2006年5月，达赖窜访智利，总统不见，参议长不见，也不准达赖在参议院活动，但众议长不听我们的劝告见了达赖，还为达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吴邦国委员长访问智利时同众议长见面，他没有去批评、责怪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重点谈了西藏问题，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达赖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达赖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谋求建立所谓的“大藏区”，甚至扬言要把其他民族迁出“大藏区”；三是达赖不承认并要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其目的是恢复“政教合一”，恢复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充分说明达赖不是什么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不是宗教和文化的分歧，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希望拉美议员和政要认清达赖集团分裂主义的本质，对达赖集团的政治图谋保持警惕，不与达赖集团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不允许达赖集团利用议会等场合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从智利众议长的表情可以看出，吴委员长直率的陈述，言之凿凿，出乎他的意料。事后他对我方人员说：“看来吴邦国委员长知道我见过达赖，吴的谈话我听明白了，有的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我不怀疑。”
9 ]$ ~& Y: Y' G* g" O        智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尼奥斯2006年10月访华，此前有一段插曲。台湾当局知道此人很可能是下任参议长，决定花钱邀请其夫妇访台，企图把他作为台在智利议会的一个突破口。吴委员长访智时穆参加了接待，他很有礼貌，但表情不太自然，因为有台湾邀请他访问这件事，觉得对我不好交代。我代表团会同我国驻智大使，在智友人配合下耐心做工作。吴委员长和代表团成员对他态度诚恳，以礼相待。根据代表团领导的指示，我同他进行长谈，我说台湾当局花一点小钱把你请去，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想利用你来做宣传，我劝你别上当，不要去了。我半开玩笑地说，等两岸统一了你再去，我陪你。我还告诉他，全国人大邀请他访华，什么时候去都行。他略显惊讶，但又说得罪台湾恐怕不好吧，签证、机票都办好了。我说机票可以退，签证办了不去也是常事。他说回去再想一想。不多久他答复说不去台湾了，想近期访华。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操办。吴委员长访智后不久，在我方的精心安排下，穆尼奥斯和夫人访华，走了许多地方，效果非常好。在华时他对我陪同人员说，台湾他不会去了。此后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拉美议会年会，又见到了这位智利朋友，他和我热情拥抱，非常激动，还给我介绍了不少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议员。他说，请你们把我当作朋友看待，今后我要帮助中国人大与拉美议会发展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L! E% F: \8 S" l' \9 Y: u- I        面对面做工作，要学会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而不强加于人，这是做外事工作的一个原则，相信对做好秘书工作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常说摆事实，讲道理，外事和内事都应这样。外国人不可能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对我国的偏见根深蒂固，我们经常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能源政策、国防政策很不了解，但又妄加评论，无端指责，用其惯用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看待中国的事情。我们同他们的对话有交流，也有交锋，有斗争。我们做工作对有些人可以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效果则不大。尽管如此，遇到做工作的机会也不能放弃，要学会寓论辩于说理之中，要沉得住气，让对方感到虽然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但也没有理由无视我们的立场。
        交流时除了讲道理外，还要善于用事实和数字说明问题，增强说服力。比如，针对外国人对我和平发展战略缺乏了解的情况，我们不妨多用用数学的技巧，既讲总量，也讲人均，说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水平很低，在世界的排序中位居百名之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但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农村有23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有2200多万人，每年城市需要就业的人口达2500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的欧美人士说，他们的脑子里关于中国的印象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无法想象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下次访华时希望到西部和贫困地区去看看。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或指责，我们用事实加以澄清。我们告诉他们，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比美国高30个百分点，对外依存度仅为6%。2005年，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为0.242吨，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13、日本的1/8。天然气人均消费量约为世界的8.5%、美国的1.6%、日本的5.6%。2006年，中国石油净进口1.45亿吨，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6.4%，而同期美国净进口达6.05亿吨、日本为2.42亿吨，分别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26.7%和10.07%。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没有人说那些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高的国家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反而说这两方面数字都很低的中国构成了威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有的美国议员说，这些数字他们是头一次听到，感到很新鲜。
        2007年年底，我国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成了美众院军委会代表团不久前来访时同我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代表团有人说，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正在改变，国防军费的增加令美方关注。我们告诉他，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军费相当于美国的6.1%、英国的52.95%、法国的71.45%、日本的67.52%。中国国防费军人人均数额为107607元人民币，是美国的3.74%、日本的7.07%。当我们摆出这些数字时，对方无言以对。看来，谈话要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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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应对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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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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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8 \) o% N* B$ r% v2 ^这里讲的虽然是外事工作中如何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复杂问题，如何同各类复杂的人士打交道的问题，但对做好秘书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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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从毛主席、周总理那时起，我国领导人就很重视做外国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不分左、中、右。周总理经常对外交部的同志讲，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对外国人要加以分析，不要先入为主，过早地轻率定性。不能把问题简单化，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这样划分不科学，逻辑上也讲不通。友好与不友好要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作做得好，不友好的会慢慢好起来；本来比较友好的，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也可能变得疏远，不友好。周总理的这番话使我联想起我们同美国等打交道的一些案例。

: L7 f5 T6 x+ p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工作要敢于碰硬，努力化解矛盾。围绕《八·一七公报》的斗争就是一例。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了许多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并写入竞选纲领。8月2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专程前来解释的副总统候选人G·M·布什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行。如果里根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和竞选纲领中的对华关系部分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一旦里根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中国也只好吞下，那完全是妄想。小平同志的表态义正词严，为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较量，1984年8月17日双方签署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是双方历经两年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得来的。

2006年，全国人大曾接待了美国的舒默、格雷厄姆等三位议员，他们是舒默议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扬言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当时我们人大会同政府有关部委全力以赴做工作。总的看效果不错。当然，不可能指望通过一次访问就改变这些人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舒默等回美后不久，国会决定推迟舒默议案的表决。转化工作不容易，让那些顽固派彻底转化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遏制他们的00气焰，使其变得收敛一些。我们工作的着眼点之一是争取那些对我国虽不甚了解但不存偏见、不怀敌意、愿与我国发展合作的议员，扩大积极面，缩小消极面。凡是来中国访问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或我们在美国接触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都可望通过我们真诚、细致的工作，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积极的变化。

对外交往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难题，这是回避不掉的，要因势利导，多做工作。2006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她问温总理，中方能否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还说，我曾见过达赖，他担心西藏文化消失，因为西藏的汉人太多了。温总理说，我们同达赖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兄弟都曾多次回国。我们与达赖直接会谈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达赖必须放弃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达赖停止00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与他就其地位问题进行商谈。我曾经去过西藏，如果有机会，也希望总理阁下能去西藏，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今西藏的寺庙甚至比“文革”前还要多。

默克尔访华和布莱尔接待温总理访英，会谈时对方都提及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默克尔说，目前德方有两个问题仍有疑问，一是中国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问题，二是中国对劳改制度进行改革的情况。布莱尔说，国际上对中方出台限制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报道的规定十分关切，普遍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温总理据实一一回答。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很快，网民现已超过1亿人。如果默克尔总理有空上中国的互联网，你会发现获取信息很自由。在人代会期间，网上有约40万网民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有的还很尖锐。中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同时，宪法和法律也要求中国公民自觉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遵守法律。中国将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加强网络管理。温总理对布莱尔说，有人说中国限制外国新闻机构的报道，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中国对外国新闻媒体和资讯机构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媒体和资讯机构新闻报道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希望并相信外国媒体和资讯机构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此外，财经、商务信息在中国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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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N3 h! o- s' s/ l+ ]从上述对话可看出，交流的前提是坦诚，共同点要谈，分歧不能回避。遇到敏感问题，面对误解和指责，要敢于直言，善于辩争，力求增信释疑，化解矛盾。

外交工作复杂多变，有交流，也有交锋，要学会运用外交策略，讲求外交艺术。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在浩繁艰巨的对外工作中，既准确把握外交战略，又娴熟运用外交策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外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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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外交艺术的无数案例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光辉。比如“见机而行”，就是说外交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采取一个外交行动要把握时机，早一步不行，晚一步也不行。时机不到，不能心急，有了机会，决不放过。时机的把握在外交工作中十分重要。成语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说的就是要掌握好时机。我们同外国就某个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的底线不能一下子全盘托出，要根据谈判的实际情况适时打出或作必要调整，以掌握主动；“后发制人”，就是说我们不去挑起争端，不去激化矛盾，“不打第一枪”，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们同美国国会议员交流中的一些争议，无一例外的都是美方首先挑起，我方是被迫“应战”。“退避三舍”，是说事情发生后先忍一忍，退一退，给你警告，如果你无视警告，得寸进尺，气焰嚣张，再警告，但是事不过三；“弯弓不发”，意思是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留有余地，必要时藏一手，有备无患；“求同存异”，是讲在不失大原则、不伤及我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做某种妥协和让步。把分歧挂起来，坚持共同点。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要善于去发现，去捕捉。有异是正常的，没有异还有什么对话的必要呢！在一定意义上讲，外交就是国家间通过交往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发展共同利益。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取得重大胜利，原因之一就是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新中国弘扬了国威，赢得了友谊。

做事低调　境界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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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k9 ^  b+ l. ^平时，我们常能听到用“这人很低调”的话评价某个人。这是一句褒扬的话。不难想到，被评价者肯定是有其高人之处，其成就、才华、官职等应该是在一般人之上。但他没有把这些看作资本，故意显其高，而能做到居功但不自傲，出众但不张扬，位高权重但平易近人。所以，我认为，“低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 G- T) B. k) O/ o( ^; U2 D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她是20世纪最杰出的女科学家，放射性元素钋和镭的发现者，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她受世人崇敬，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伟大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她的高风亮节。吃苦耐劳、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是她的人性特征。虽功成名就，仍始终保持谦虚和低调的品格。爱因斯坦曾评价说：“在所有世界著名人物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了的人。”因长期工作在强辐射的环境中，这位被人们誉为“镭的母亲”的伟大女性，因患恶性白血病不治而终，享年67岁。在我们国家，低调做事、默默奉献、成就伟业的人同样众多，钱学森、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叶笃正、吴孟超、李振生、闵恩泽、吴征镒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的感人事迹，也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居里夫人推崇和体现的精神：自己的成就属于社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属于全世界。

+ i0 x% s/ {6 [钱学森，“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中一个闪光的名字。该项活动组委会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钱老的夫人蒋英女士代他领奖时说：“我的丈夫今天不能亲自来领奖，我们深表歉意。我的丈夫对我说，对于这个奖项，他不敢当，因为他只是恰如其分地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的所有成就都应归功于党、归功于国家、归功于伟大的人民！”钱学森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所体现的人格品质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 U( C0 o- r- l' q2 C; e我不久前出差，路上带了新出版的《袁隆平传》阅读，他的曲折人生、心路历程和杰出成就，在传记文学家祁淑英的笔下，像一幅精美生动的画卷徐徐展开。袁隆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世界级农业科学家。缪俊杰同志在该传记的序中说，袁隆平人格之可贵，在于他是以他的创造勇气来从事自己的事业，又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成就，拒绝做官，把自己留在科学家的角色中，始终安于自己的农业科学研究。外国权威科研机构给他冠以“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国际上的农业科技同行称赞“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福音”、“他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在各种赞誉面前，他淡定自若，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喧闹，不管人们对他的评价多么崇高，他照样在他的试验田里，风雨无阻，义无反顾。袁隆平的人格对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低调、不张扬、永不满足；既开拓创新，又踏实平和。

低调做事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修养，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容易，必须从小事做起，一以贯之。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讲道，印度的孟买佛学院很有名，凡到此一游的人都对一个小细节折服。学院正门的一侧又开了个小门，1.5米高，0.4米宽，成年人必须弯腰侧身才能通过。来这里求学的学生第一堂课无一例外地由老师领着经过此门。尽管通过很费事，又有失仪态，但学生深受教育，一生不忘。因被这个小故事所感动，多年前我访问印度时曾打算亲身前往体验一下弯腰走小门的经历，只因缩短行程没有去成，有点遗憾。人生的哲学，就在这个小门里。让人懂得，要想步入人生的坦途，少受挫折，事业有成，就要学会弯腰，不怕吃苦，不怕受累。

低调不是卑微、无能、示弱、妥协的表现，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高尚境界。有位哲人说，低调会收获更多的友谊和尊敬，因为它们是成熟的。世间凡成熟的东西无一不是低姿态的。稻谷熟了，稻穗就垂下头来；水果熟了，枝条就低垂下来；秋季的杨柳枝条，也都是柔软低垂的，任凭风吹雨打，杨柳也难折断。做人与做事，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但人们面对这一课题的态度、解决这一课题的方法都不可能是相同的。生活哲学中，在讲低调做事的同时，还要讲“抬头做人”，意思是人要有眼光，要登高望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志向高远但做事低调，成就斐然但仍能保持谦和的姿态和深厚的涵养，才是成熟的表现。做事低调、境界高远的人，才能不怕风吹雨打，阅尽人间沧桑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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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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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的环境和条件、差不多的基础，有人业务进步明显，有人就很缓慢甚至止步不前。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要想把事做好，日进有功，应做到“三戒”：一戒办事浮躁，二戒忽视细节，三戒寻找借口。

, \, O8 ~6 d: D) C$ H: \: H一戒浮躁。有人说，浮躁心态是一种冲动性、情绪性、盲目性相互交织的不良心态，其对立面是头脑清醒、处事冷静、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公平竞争。在生活中，因碰上急事、难事、烦人的事，很容易心急火燎，缺乏耐心，说话不理智。这种偶尔的浮躁情绪人人都可能有，过后冷静下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当浮躁成为一种惯性，一种常态，使人常常失去对自我准确定位的掌控，那危害就大了。人一旦染上浮躁的毛病，一则处理问题极易简单、片面，情绪支配思维，再则办事毛躁、漂浮，心思不能集中，既对处理人际关系不利，也对工作有害。我们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要力戒浮躁心态，多些理性思维，静下心来，安心学习，认真做事，切不要无所事事，心神不定。做事情，切忌好高骛远，更不要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在一个集体里人们难免互相比较，但要看有没有可比性，比要得当。比的目的，是从比较中正确认识自我，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从比较中获取动力，增加信心，一步一个脚印去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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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F0 e& a# N& k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浮躁现象并不少见。研究问题、起草文稿、上呈请示、会议发言，认为只要依照某个定式，在网上“扒”一点，在文件上抄一点，再找几个例子，穿靴戴帽一番，就能大功告成。看似出手很快，但不能用。问题出在浮躁上。新闻界前辈范敬宜同志2007年在上海“文化讲坛”上有篇精彩的发言，他对媒体的浮躁现象深感忧虑，呼吁新闻界人员加强学习，提高从业素质，给读者和观众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食粮。他说，浮躁的产生是因缺少文化。“文化”不是指学历，而是指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与政治品质、政策水平、理论素养的高度结合。我记得他对文化积累有这样一番生动的描绘。他说，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比如玉米的生长期是150天，但关键的时间是60天至80天，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年轻人的脑子像一张白纸，滴一滴墨水就会全部渗透吸收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脑子就快像一张蜡纸了，快滴水不透了。从过目不忘，到转身就忘；从来日方长，到去日苦多，中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所以，希望年轻的同志静下心来好好做点学问，把自己文化知识的功底打得牢牢的。他的话语重心长，我们提倡力戒浮躁，就应从文化积累做起。

/ s0 K6 o( E4 s. R( q二戒忽视细节。“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的一句话。老子的年代距今已十分久远，但实践证明这是一句至理名言。45年前，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著名的“蝴蝶效应”，该理论的提出是受到一种极其普通的自然现象的启发：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预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曾看到中国气象局的许小峰同志从“蝴蝶效应”的启示谈到进一步做好我国气象工作的文章，他强调不应忽视任何一次灾害天气出现的征兆，一刻也不应放松全程预报服务。我国探月工程团队有一套成熟有效的工程管理模式，核心是抓细节。遇到问题领导者不当“回头干部”（汇报时回头问下级），而是到一线了解情况，把握所谓“节点控制”，每个分系统完成后，都要全面审定它的指标和质量情况，达标者放行，未达标者“补考”，非常细，非常严。我认识医学界的一些老专家，有的已作古，有的仍健在。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在晚年亲自给刚进本科的学生讲课，他说：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戒、慎、恐、惧”四个字大概可算作第一条。《协和医事》一书记录了他经手的一个病例：一个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症。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定了治疗方案。张孝骞回到办公室，但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的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果然证明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症，而是移行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张教授工作的认真严谨、对细节的重视，一直影响着医务界的几代人，也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些与他有过接触的晚辈和朋友。

- b; a( ^0 q- J& T) X3 N6 i, N% r见微知著、重视细节，古今中外皆视为做事的基本要求。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使人疲惫的不是远处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这句话的哲理在于，在生活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坎坷，就像鞋子里的沙子，及时倒出才能继续前行。现在人们常引用这样一句话：战略决定成败，细节保证不败。这句话几乎成了办事的口号。任何一件工作的成功都是一件一件小事、一个一个细节积累而成的。不重视细节的人是做不成大事的。不难发现，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善于把握细节的人，他们懂得“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学会发现细节，重视细节。比如，我们起草文件，从标题、内容、结构到格式、标点等都应考虑得很仔细，体会和建议都应做到深思熟虑，切中要害，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像样，才有价值。我们平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不注意求证，细节经不起推敲。关注“小事”的好习惯是长期养成的。有人说，细节有时是一种眼光、一种智慧，要以一颗求知、求真和好奇的心关注细节，多问为什么，多逆向思维，多做比较。忽略“小事”、轻视细节往往带来不良后果。重视“小事”，不放过细节，工作就能做得更加扎实。

三戒寻找借口。在这里，我还想举张孝骞大夫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严重，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有些像心脏病。张孝骞给他诊断后，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这个病人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又突然休克，抢救不及，死去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张教授后来说，“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

一个人事事都懂、样样都通、都做得完美不大可能。智慧和才干是在不断纠正自己的过失、弥补自己的缺陷、总结自己的经验，一点一滴积累、增长起来的。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出了问题从不找借口。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的词汇中没有“借口”二字。有位学者讲过，成功的人永远在寻找方法，失败的人总是在寻找借口。当你不再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时，你离成功就不远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这种从不找任何借口的老实人。这样的人无论何时都不忘自己的责任，出了问题从自身找原因，解决问题自己去想办法。美国学者格兰特说过：“如果你有系鞋带的能力，你就有上天摘星的机会！”这句夸张的比喻，以极端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时候，明白自己的责任，相信自己的潜能，不找任何借口地去做，成功最终是属于你的。

在我的“谈心录”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利用最后一点篇幅与秘书朋友们谈谈怎样加强写作和素质能力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刚走上秘书岗位的新同志尤其重要。
         2006年9月9日 ，吴邦国委员长在出访回国的专机上，就加强机关干部素质能力建设发表了重要谈话。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一是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二是加强学习和调研，三是改进工作方法。他说，机关干部要加强文字训练，对文字工作不能躲，要刻苦钻研，写东西的过程就是深化认识的过程。如果机关干部不能写东西，文字表达能力不强，局限性就大了。领导干部要带头，亲自动手，要把好政治关、文字关。要压担子，提要求，几年下来，差别就看出来了，就知道我们这个队伍行还是不行。委员长还说，一个干部能否干点事情，成为有用之才，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严格要求、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邦国委员长讲这番话时我就在现场，至今印象深刻。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的正确、有效使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我们党政机关，当今的文字工作同传统意义上的文秘和文书工作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文已成为机关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对广大秘书工作者来说，撰写和使用公文是经常性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机关公文的水平和质量是机关工作和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代表了机关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文写作和公文处理不是小事，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是一门必修的课程。所以,我经常说，提高文字水平是练好“看家本领”。
# m, [3 X5 {8 Z: V+ ?1 ^          重视文字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老传统。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公文的写作和使用。我在阅读和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时，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文字缺点的指示》和经他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和毛泽东同志的另5篇文章（即：《怎样写文章》、《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文章要写得生动和通顺》、《要多分析，不要片面性》、《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都是关于怎样写文章的。有的我读过多遍，常读常新，受益匪浅，从中懂得了写作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一个人练就深厚的文字功底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
           我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多数都与研究和写作有关。特别是近20年来，在多位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对怎样写文章这个题目的领悟深化了许多。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写文章、改文章，既言传又身教，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经常听到领导同志对下面呈送的各类文稿进行评价，发表看法。对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的好文章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对内容空泛、不得要领的文章语重心长地加以指正，对粗制滥造的文章给予批评。领导同志把机关公文写作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干部素质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要求。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要求，对机关干部的素质能力建设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4 [7 e5 ~+ h0 i% k) m0 k            学习写作，起草文件，掌握一些写作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要懂得一些必要的门道、路数，逐渐摸清一些规律，这是不少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的共同经验。比如说，公文怎么分类，通用公文、事务性公文、规约性公文三者有什么区别，它们的撰制有什么规范，都要搞清楚。再比如，公文为什么不同于文学作品，公文到底有什么特点，也要搞清楚。公文具有法定的权威性和行政的约束力。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示、命令及法律、法规，都是运用公文来发布实施的，是严肃的具有权威的文体。公文具有主旨的鲜明性，一篇公文不论文字多少、篇幅长短、内容繁简，主旨必须是清楚的、完整的，不能套话连篇，不能含糊其辞，不能模棱两可。主旨鲜明是公文的灵魂，为了把主体鲜明、集中地表达出来，往往要字斟句酌。公文的材料讲求真实性，无论是现实材料还是历史材料，无论是理论材料还是事实材料，都要有根有据，既不能夸大或缩小，也不能虚美或隐恶。公文还讲求结构的严谨，开头、主体、结尾的写法都要有讲究。
         上面讲的一些写作基本常识，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奥妙，实际上做好并不容易。学无止境，写作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结合我个人从事写作的一些体会和别人的一些经验，就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问题谈一些意见，与大家切磋和共勉。
            一、文化知识的雄厚积累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因此要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
        人们常说，书籍是精神食粮，要把读书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求知上进，持之以恒，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书籍浩如烟海，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好泛与精、博与专的关系。胡绳同志在介绍他的读书经验时说，博和专要结合，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籍都读一些。
         顾名思义，泛读是指阅读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书籍和文章，目的在于获取广泛的信息，扩大知识面。有的名家说，应该养成快读的习惯，比如一小时读两万字，不妨一试。有的书籍和文章即使浏览一下也是有好处的。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如果只是整天忙于应付具体事务，不接触新事物，不注意学习和补充新知识，原有的知识不够用，思想观念就跟不上形势，也就谈不上开拓新的视野。
6 k6 O" r1 v( I1 |4 Y8 ?         在我们党政机关，不论是搞法律的、搞经济的，还是搞外事或其他方面工作的，都应大力提倡多读书。多读书、勤学习，是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各个领域的知识是相通的。搞外交的人读一些经济、历史、哲学方面的书，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开阔视野，有助于更敏锐、更全面地观察形势，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对外工作。读些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有助于增强历史感，从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的对比思考中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大家一定会发现，领导人对外活动中精彩的谈话和高质量的外交文件，都是各种知识有机结合的产物。搞法律的同志读一些有关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书有助于端正思想方法，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养成严谨的作风，提高起草法律文件的水平。我们虽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但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如好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不仅有助于丰富词汇的积累，而且有益于形象思维的升华。我们虽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读点经济方面的书有助于了解我国和世界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
      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重点。以我个人为例，现在读大部头的书没有时间和精力，中短篇居多，人物传记和回忆录是阅读重点之一。除外交业务方面的书籍和材料外，也看散文、评论之类。我有几份喜欢的期刊和几个爱看的专栏，如《作家文摘》、《读者》、《环球时报》、《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人民日报》的《思想纵横》、《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等栏目。人民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共同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前后共出了15种，内容非常丰富，全部读完有困难，我是有选择地阅读，重点读了《当代世界问题概论》等。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不久前才与读者见面，初读之后，很受启发。总之，凡有兴趣的东西，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去年我阅读了 张传玺 教授撰写的《新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其学术生涯和革命活动交织。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位史学大师令人震撼的一生，更难得的是通过对史学研究的了解，认识我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经验。此书文笔流畅、生动，结构也很严谨，读起来很舒服，对我的写作有启示和帮助。不久前《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的文章就很好，其中一篇是王梦奎同志写的《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另一篇是俞可平同志写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都值得一看。《人民日报》的《思想纵横》等栏目多为议论性短文，充满哲理，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帮助我们点燃思维的火花。

我在上期浅谈了如何对书籍、材料进行泛读的问题，这里再谈谈精读。精读主要是指在泛读的基础上，重点阅读一些与本职业务和当前主要工作有关，以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读物。比如，我们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同志要精读法学和法律方面的书，财经委的同志要攻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书，搞外事的同志要着重阅读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书，包括重要的外交文电和调研材料。不精读业务范围内的书，不熟练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胜任本职工作，这是我的体会。

凡文章名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多闻博识的高人。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下笔自如，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旁征博引，达到妙笔生花的效果。文字上的功夫主要不是靠天资的。写作时的思想表达、遣词用句、材料选取、逻辑推理、段落组合等方法，许多都是从读书中学来的，也就是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然后再自己动手、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的。

# D& _* M$ v/ ^3 F0 M  M7 ^1 d写作有快慢、文野之分，写得既好又快都是长期潜心学习的结果。文字功底的练就和夯实没有速成和突击的办法，只能靠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长期积累，非下苦功夫不可。不仅要多读书，还得会读书。王梦奎同志谈到他读书的体会时说，读书不能只记结论，更重要的是掌握方法。要细心揣摩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作技巧。如果把读书仅仅看做是消遣，那对自己扩充知识、搞好写作是不会有帮助的。所以，读书要用心，善于在阅读中思考。应该承认有无悟性对写作是有影响的。悟性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来。我在外事干部培训会议上的讲话，用了较多的篇幅谈了知识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也介绍了一些积累的方法。我的中心意思是，会读书的人都很注意在阅读过程中揣摩和学习写作技巧，勤记、勤查、勤写。积累和学习的方法很多，没有定式。最好能形成自己的检索体系，便于查阅。至于积累什么，要看你工作的需要。积累应结合专业和分工。比如，外事局、外事委的同志，应重点积累有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方面的材料，重要的情况和表态口径要记在脑子里，至少有个小本子放在手头，使用时就方便多了。手头没有的，也知道去哪里查找。凡具有综合职能的部门，如研究室、秘书局、新闻局等，积累的范围更宽一些。研究室写总结报告、调研文章和讲话稿，新闻局写新闻稿，外事委和外事局写谈话参考要点，内政外交都会涉及，临时冥思苦索，不仅费力，可能还会误事。有了厚实的积累，就能做到一点就明，就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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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技巧的积累，方法之一是善于模仿，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细心揣摩别人是怎么写的。外事新闻稿能否做到在篇幅、字数有限的情况下，以精炼的语言传达最有意义的信息，一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领导人和外宾谈话的重点，二是看你平时学习和积累的功夫。在见诸报端的有关内事外事的重要新闻中，有一些是精品，是我们学习新闻稿写作的教材，细心揣摩其特点很有好处。比如，对每次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或集体学习的报道，我是很注意研究的。发现不同题材的新闻稿，写作方法也有同有异。比如，有一次，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篇短文先以两个自然段分别讲成绩和问题，第三段讲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第四段提出具体步骤和措施，最后一段提出要求。思路非常清晰，语言非常简明。我们搞文字的同志不妨每天花一点时间仔细研读一下当天见诸报端的新闻稿，是优是劣，你可作些比较，进行评价，着重看人家的写作技巧和方法。

# ?1 A- ]( B! w( r: b二、把握好公文写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 G; w2 ^( T* j* h撰写公文是一项体现综合能力的工作。文章的成败、优劣，政策的把握极为重要。一定的文字基础和写作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但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不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工作的实际也是万万不行的。

+ s" `. L# [8 V公文的政治性、政策性几乎体现在机关各类文件中。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央的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不能有半点含糊。以我们党政机关而言，把握好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是第一位的。如在人大的立法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法制工作要反映和适应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强调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就是说要很好地把握和体现上述精神。撰写重要公文是要花一番心思和功夫的，关键是把问题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得明白，说得正确。此类范文很多，我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7年7月1日 ），二是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6月6日 ）。胡主席在概括10年的基本经验时讲了四点：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改善民生；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吴委员长在谈到坚持实行基本法的重大意义时强调：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在谈到基本法的精神实质时，吴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维护国家主权、实行高度自治、保障繁荣稳定。在谈到继续把基本法实施好的要求时，吴委员长提出，一要牢固树立基本法意识，二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三要不断丰富基本法实践。两位领导人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非常完整、准确、科学的概括，是把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杰出范例。再以外事工作为例，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事关重大，牵动全局。中美政府间关系、议会交往乃至民间交往，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中美议会交往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在机制框架下开展定期政治对话，已成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形式。大凡对美工作的文件，无论是综合的，还是个案的，都应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思考，不能就事论事，孤立看待。外事接待不是简单的迎来送往，而要讲政治和政策。接待美国议员和政要来访，要从政治高度确定我方的接待方针，草拟对敏感问题的对应方案。即使礼宾安排，也要考虑政治因素。起草接待方案这类文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项要求缜密的集体劳动。尽管此类请示性文件一般不展开进行理论上的演绎和阐述，但对所涉事项应有理论上的认识，对问题的分析应有理论上的高度。我们所呈请示，是直接为领导决策和开展工作服务的。一俟批准，就成为我们工作的政策依据，所有分析和建议都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得起推敲的。2006年和2007年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在确定出访方案时，我们既把握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形势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和敏感问题认真研究，拟就了有理有据的对策。为了起草好请示和准备相关资料，我们的工作班子查阅一切必要的资料，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整体性的，也有个案个例的。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也一并找出来，以便准确把握中央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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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B, e! H- O" G$ Z8 O# G& M5 z我们党政机关处理的文件种类很多。凡重要的文稿，做好写作的前期准备十分必要。我们要在掌握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把好政治和政策关。要按照文件的主题和政策要求，充分领会领导的指示精神，并考虑文件的呈送对象和使用范围，先把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确定下来，然后再从容地动手起草，切不可匆忙上阵，草率动笔，捉襟见肘，劳而无功。俗话说“意在笔先，以文传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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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组（上、中、下三篇）文章中，中篇浅谈了善于积累、把握政策性的问题。这一篇我主要谈勤于修改、严细成风的问题，按顺序是第三、第四点。

3 ?* ]* j) m0 k三、勤于修改，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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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z& l  h# l% s* `著名文学家何其芳早年在谈到修改文章时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是在修改上下够了功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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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4 h9 n7 f8 a2 b1 O: E: c! n. j. B8 k% B) R怎样才算修改的功夫够了呢？改的遍数多还并不等于改得够。衡量够不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马克思写《资本论》，从构思到写出草稿经过了多年和无数次的修改。不同语种的文本出版时他还要再作修改，为的是让那些有不同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看懂。在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重要文件，从构思、写作到定稿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酝酿、讨论，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加工。我们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重要文件都是改了许多遍才上会的。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恰当反映客观事物是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一篇好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我认为，不仅自己要勤于修改，还要虚心请别人修改。文章写好后多推敲、多琢磨是必要的。千锤百炼不易做到，但起码要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至少看它三遍。听说有个部委的主要领导号召大家对部里的重要文稿挑毛病。我听后大受启发，因为通常写东西征求别人意见并不难做到，而动员大家只挑毛病不讲优点，倒是颇有独到之处。经常接触文字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写了改、改了写，直至基本满意，不厌其烦。虽然辛苦，但也能尝到日进有功的甜头。我同外事局和外事委的同志讲过，要多练习写东西，从写小文章开始，多做“小品”，电话记录、便函能写好也是本事。经领导改过的东西不要急于销毁，回过头来再看看，想想为什么这样改，比原稿好在什么地方。

研究和写作，都应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篇稿子，过目的人不少，但错情却“一路绿灯”。这种情况当然与看稿的人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有关，但主要还是缺乏责任心。有的同志草拟好文件后，也不愿意多看几遍，再检查一遍有无明显的错情，就匆匆交给领导。这是一种写作的浮躁心理，是写文章尤其是写好文章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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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8 |0 L% ?5 J- H以我的体会，修改文章不难，难的是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作品，如果明显不合要求，也要立即去改，即使是全盘否定、颠覆性改动也在所不惜。改稿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护短”。有的文稿问题出在内容上，而有的则出在体例不规范、错别字多、乱用标点符号等技术性毛病上。有人把标点形容为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五官不是心脏就认为不重要，也不能因为标点不是字就觉得无足轻重。标点错了，轻则行文混乱、显得滑稽，重则意思改变、贻害不浅。这类问题不能忽视。老作家孙犁曾说过，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勤于学习、不耻下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问题就能解决，错情就可避免。

- W5 T* \3 A4 \, ]: H人的本事都是学来的，初学走路不要怕摔跤。记得1970年年底，我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准备刊登在部内刊物《新情况》上。自己是尽了力的，感觉也不错，但到了我的处长杨虎山同志手里被改了很多。最后印发时老杨还鼓励我，夸我写得不错，说虽然文字散了一些，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些点子也有新意。他还顺便给我讲了一些写此类调研文章的套路和要领。当我看到铅印的这期《新情况》时，既高兴又感慨。在驻加拿大使馆研究室工作时，我的直接领导夏道生同志经常认真修改我的文稿，使我受益匪浅。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才觉得对写文章的基本知识有了些许领悟，但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直到现在我仍有一个习惯，案头常备几样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词典》、《成语词典》、《标点符号用法》等，遇到没有把握的字和词，随时翻一翻，查一查，使遣词造句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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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C, i& ?四、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重在严要求、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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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办会、办事是机关工作的三个方面。办会、办事都离不开办文，所以办文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要做好办文工作，关键是三条：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二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三要完善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

全国人大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办公机构，肩负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及时、准确、全面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责任，发挥着参谋助手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还有督促检查、协调运作的任务。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常委会各项决定以及常委会领导同志指示的落实。因此，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做好办文工作的关键。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能力，是做好办文工作的重要条件。我认为，在我们人大机关应大力提倡学习写作、勤于写作的风气。一个人要成为全才是很难的，但通过努力可以变得更全面一些。因此，我们要提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人大机关的学习材料和信息资源是很多的，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料室等，条件都是很好的，应充分有效利用。以外事委为例，可看的材料太多了。十届人大以来，在领导同志关心和兄弟部门支持下，外交部等部门提供的文电增加了很多，信息量很大。就整个机关来说，现有的信息资源丰富，应努力形成服务研究、服务决策的科学体系，让分散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有效利用，不要让现成的资源白白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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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v5 w( i, m" F' S  q6 g' T* X关于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我想到以下三点：一是加强写作队伍的培养。目前，人大机关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一个单位内部发展也不甚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据了解，中青年同志中有些人写作基础不错，是有培养前途的，需要领导给予提携和扶持，不妨选一些人进行定向强化培训。可搞一些专题案例的研讨，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稿进行剖析，把原稿和定稿做些比较，这样做估计效果将会很明显。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中层干部中有些同志文字基础好，有思想，写出的东西质量较高。有的同志有写作的才气，欠缺的是不够扎实，发挥不稳定。有的同志很努力，但因文化水平所限，写作吃力一些。对他们也不能过分强求，提高要有个过程，要紧的是这些同志不能放弃努力。也有个别同志是思想认识问题，见了文字工作就躲，有畏难情绪。对他们加些担子，给点压力，恐怕是必要的。三是建立健全有效的办文制度。中办、国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秘书工作》杂志也报道了许多地方党政机关办文方面好的做法。全国人大机关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在办文方面已经有一些好的制度和做法，积累了宝贵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加重，办文的方式、方法、要求也发生很大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适应和面对。这里，我想应该特别强调严格制度、履行职责。这就是说，从公文起草、校对、审批到公文处理、运转，每个环节、每个层次都要有人把关，把好政治关、政策关和文字关。建立办文的问责制十分必要，可最大限度地杜绝失职，堵塞漏洞，避免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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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刻不容缓，工作需要一步一步、一项一项扎实推进，抓出成效。我相信，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各级秘书部门的工作必将呈现出更加喜人的新气象、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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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