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国学导师”，各有“读书妙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不仅学问渊博，他们的读书方法亦有不少可借鉴处。
1 N  R! G- P9 w3 N0 W3 U; q
　　进校不读课外书，便不是来求学问的
- v& _1 k3 d2 z) C5 }+ U4 W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 u! A. x4 `" u: P7 s　　在梁启超看来，做学问的人不去自发地阅读课外书，文不识理，理不通文，最终将制约学术的创新。
　　王国维同样主张在不同专业范围读书，他认为，往往是在常人眼中看似关系很小的学问会成为新知识、新观念的触发器。知识越全面，类比归纳的资源越丰富。
& Q# m  [1 A# a" {6 R) E
　　如果没有批判精神，读书再多也只是使自己迷失
2 U$ [+ \1 r/ a! s) K# m: Q+ }, T' s   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强调读书时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维。
　　王国维说：如果缺少观点，缺少见识，读书再多，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有补，而只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他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有观念的约束。
; A! I% V, j8 w8 z6 y/ z% h/ Y6 X
+ }# J3 b- b% E* z3 u9 H　　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
　　蒋天枢有文字记陈寅恪读　《高僧传》　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两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了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梁启超也十分注重记笔记。他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

　　不懂就老念，过几年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了
   王国维研究哲学是从包尔生的《哲学概论》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入门的，在读这些书时，王国维说：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即能读懂多少算多少，读不懂的暂且放弃。
　　赵元任在《赵元任生活自传》中，也这样记述小时的读书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他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
　　其实，这个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根据神经系统科学，理解的记忆只动用了表层大脑，只有大量反复的朗读和背诵可以帮助打开大脑内由表层到深层的记忆回路，记忆的素质因而得以改善。

" k( V; }# K  z
9 N: {9 g* e. q) n1 l2 x* c
9 f7 L" Q- U3 |.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