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当联合国副秘书长

回忆我当联合国副秘书长

陈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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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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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3月，我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位置卸任，回到了祖国。从1972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开始，我曾先后4次到联合国工作，在联合国这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工作了15年，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几年，更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十分值得怀念和总结的一段时光。前几天，《秘书工作》的同志约我写写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经历，我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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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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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都是作为外交官在联合国常驻代表团担任工作，这次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不直接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而是代表联合国组织，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新的经历。联合国不是单一的机构，是个多元体，有6大机构——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这些机构间大多没有从属关系，也不相互制约。比如，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经常看到阿拉伯国家提出谴责以色列的动议，在安理会由于美国的反对被否决；可是在联大会议上，同样决议，一字不改，通常是只有美国、以色列和其他两个国家4票反对，西方绝大部分国家弃权，剩下的100多个国家支持，就能够高票通过。所以，安理会代表安理会的立场，大会代表大会的立场。联合国秘书长说话首先是代表秘书处，我们秘书处官员要执行。他的讲话和192个成员国看法一致，和联大决议、安理会决议一致的时候，才可以说他代表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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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9·11”，感受联合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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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舞台，不是最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舞台，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我到任后刚半个多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让我对这一点有了更切身的感受。那天本来是新的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要当选并且召开大会的时间，由于发生了“9·11”事件，所有高层次楼层的人员都要撤出来，联合国秘书处没法进行正常工作，大会也没法召开。所以这一天是上一届联大的主席已经卸任，而下一届联大主席还没有上任。“9·11”事件发生后，安理会在当天就起草一个决议草案，作为主管大会会议部门的副秘书长，我马上就把各个地区的主席找到一起，请他们一起协商起草了一个草案。第二天大会主席一当选，就在联合国大会上立刻通过了这个决议，体现了192个成员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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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成了各国之间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场所。

这五年中，联合国内争议最大、最激烈的是伊拉克问题。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前者是基本符合反恐原则并得到安理会授权的。而后者，由于中、俄、法、德四国一致反对，美国在安理会得不到必须有的9票支持。这再一次证明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没有力量阻止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绕过联合国纠集一些国家以所谓“志愿者联盟”的名义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使联合国又一次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们开始探索对联合国系统进行改革，以使它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充分实现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崇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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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压力改革“文山会海”

作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我的职责有两方面，一个是作为主管联合国大会的副秘书长，我的主要职责是对于大会怎么样运作，随时向大会主席提出意见，供他主持大会时做参考。另外一项就是我分管的会议管理部，要管理联合国各种会议的运转，包括文件的运转、同声传译等等。

我分管的会议管理部，有1200人，是联合国人数最多的部门，也是花销最大的部门，每年要用掉联合国预算中17%的费用。刚上任时，我认为这个部门同维和、政治等部门比，自己的领域“没有很大挑战性”。不久，部门财务报告让我吃了一惊：4年赤字3800万美元。联合国的财务机构对我们不满，会费出得多的国家也批评和抱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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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一家咨询公司调查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损是由于会议安排无序造成的。联合国大小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没有时间约束；有的会议时间不定，该开的会说不开就不开，翻译、文件白准备；事先没安排的说开就开，临时赶印文件，六种语言的同声传译人员要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纽约救急；而且，文件也没有规范，动辄上百页，花钱如流水……用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话讲，联合国搞的是“文山会海”，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没想到30年过去了，联合国的“文山会海”现象毫无改观，反而更加严重。对此，我决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减少“文山会海”，将各种会议纳入有效的管理中。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批准时间内举行。我就让部门的人员严格执行，安排次序，在确定的时间段内，会议必须开完，开不完就不开了，明年再说。开会也按照法定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6点，过时不候。对付超时和违规者，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 3个小时就是3个小时，不能变成6个小时或通宵达旦，超时我们不再提供任何服务。由此，增加了为会议提供服务的预见性，节省了一大笔资源，也提高了会议本身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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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议文件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联合国下级机构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秘书处起草的文件不超过16页，对这些已有的规定，坚决认真执行。例外情况需要特批。原来文件的递交时间，起草单位说了算，现在我们说了算，会议文件必须在开会前10周提交到秘书处供翻译出版。我们对会议文件进行的这些管理，使我们对于会议文件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打印的时间都可以做好事先的规划，人力资源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当时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首先是来自内部的，改变工作状态，当然有人反对。还有各个委员会的主席们，在规定时间没有通过文件，着急了，他就打电话来说“到最后关头了，再给我15分钟”。我知道15分钟会变成15小时，甚至15天，对不起，不能开这个头，对一个委员会开了头，没有理由拒绝另一个。由于安南秘书长对此给予了充分支持，使得联合国“文山会海”积弊大减，风气焕然一新。我任副秘书长不久，会议管理部就消灭了赤字，后来是年年的经费都有结余，用来加强技术武装。

特殊位置上给中国“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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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按照联合国的章程，我必须宣誓不接受母国政府的指示，只对当时的秘书长安南负责，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来开展工作。所有国家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都是宣誓要代表联合国，不代表自己本国政府。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心里头都有自己的爱国心，我也不例外。虽然在5年任期当中，我没有一次能够站起来说中国政府认为什么什么样，但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要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形象。

例如台湾问题。每届联大上，一些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都会受指使提出所谓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列为议程，就要在大会讨论了。大家都知道，联合国192个成员国，绝大多数支持我们，这个问题绝不会被列为议程。而台湾一些所谓“建交国”希望炒作这个问题，炒得越大，闹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大，他们也就可以借此向台湾当局要更多的钱，“看我为你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多给点辛苦钱？！”从中国角度来说，希望淡化处理，缩短讨论程序，一下子否决掉。总务委员会负责议程讨论，我在这个位置上，在程序问题上有发言权，每年都负责安排会议，给主持会议的主席提供意见。我说，大家都知道什么结果，不值得为这个事情浪费时间，每次他都采纳我的意见。最后这样做：支持台湾的两个国家发言，反对的两个发言，然后主席裁决，不到10分钟，就把这个议题枪毙了。这样做我既没违反联合国原则，也没有违反有关议事规则。但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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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1972年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从代表团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到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再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我个人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在工作中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日益强大，让我感到无比光荣。 ' A1 D- n, M' z4 j. H8 ?( H* ]7 l) a 2 I, z4 `6 J1 n# \

（作者系联合国原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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