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矿企业农民工集体讨薪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XX县发生多起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农民工集体讨薪、集体信访事件，被欠薪人员采取集体围堵政府大门、到省道、城区主干道堵路、到职能部门办公场所赖住不走，甚至扬言跳楼等方式，向欠款方（业主或承包商）、政府部门施压，讨要工资。农民工讨薪事件以涉矿企业、建筑行业最为典型和突出，时间集中在春节前夕和敏感节点，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稳定。本文对此作一浅析。
    一、当前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呈现的特点
    （一）集中在特定时期爆发
    讨薪在短时期内极易集中爆发。春节前夕是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的集中爆发期。因建筑领域、矿山企业的民工薪酬的给付惯例是平时只付给部分工资作生活费用，到年底才进行年度工资结算和集中兑付，客观上形成年底集中突发因农民工讨要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信访和索要工资引发的矛盾纠纷，甚至到除夕前还有部分农民工到政府部门讨要工资，且持续时间较长。
    （二）行为日趋激烈
    由于受“哭了闹了才有奶吃”等讨薪观念的影响，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农民工就陷入找法律不如找领导的恶性循环。讨薪群体在事件发展进程中极易产生情绪上的互相感染，在特定环境和因素的刺激下导致行为失控，讨薪人员采取拉横幅、堵塞道路、扬言跳楼、围堵政府机关等违法行为或极端方式来给政府及欠款方施压，甚至采取阻挠施工、围堵冲击、妨碍执法等极端方式制造影响，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手段更加极端。以“非法对抗非法”的方式，使公安机关在处置中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诉求标的（欠薪数额）巨大
    按照惯例，工地一般每月只支付农民工一小部分工资作为生活费用，到年底进行集中兑付，造成被拖欠工资数额较大。普遍都在几十万元左右，有的甚至达数百万元，且往往工资欠款和工程欠款搅合在一起。
    （四）涉及人数众多
    随着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但是，大多数农民工对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理解不透彻，在从众心理的暗示下，极易情绪失控参与群体性事件。与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农民工讨薪群体性事件具有参与人员复杂、文化水平低、思维方式简单、语言沟通难等特殊性。目前，工程多为层层转包，总包商与分包商、分包商与施工队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很多承包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协调解决异常困难。加上个别包工头为争取更大利益，以“讨薪”为借口组织、煽动农民工闹事，肆意索要超出欠薪数目的高额利益，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五）社会关注度高，处置难度大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讨薪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公安机关在处置中稍有不慎就会授人以柄，引发媒体炒作，影响公安形象，并可能将矛盾直接引向公安部门。频繁发生的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牵制了大量的警力，严重影响公安机关正常工作开展。
    二、农民工欠薪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受大的经济环境影响
    因受经济下滑压力和国家经济产业政策调整影响，2011年下半年开始，大田县涉矿企业受国家和地方矿山产业政策调整、2013年开始房地产行业受国家房地产行业调控和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产生大的效果，全县涉矿企业经营效益急速下滑，与房地产有关的建筑业也出现了销售低迷，作为大田县支柱产业的涉矿企业、房地产企业经营困难，部分因自身实力不够，靠向银行借贷或向民间高息筹集资金的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资金链脱节，造成无法按合同向施工单位、农民工支付工程款和工资，就出现了拖欠工程款，拖欠农民工工资。有极个别企业、单位拖欠施工方工程款、工人工资时间较长，有的是连续数年讨要未果，导致双方产生积怨，很容易在春节前和其他敏感节点爆发。另外，在建筑行业因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压级压价、垫资施工现象严重，施工单位承受巨大资金压力，客观上造成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材料款、进度款不能兼顾。
    （二）企业用工潜gz因素
    建筑领域行业潜gz成为产生农民工欠薪不可避免的因素。建筑工程项目被层层非法转包，施工企业挂靠资质、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管理混乱等现象严重。“层层转包”使得建筑工程形成了一种临时性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以总承建商为最上层，农民工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多层小包工头。接受政府部门监管的总承建商等正规企业通过层层转包的形式，不与农民工建立直接的劳动关系,而对农民工直接进行管理的包工队等非正式组织则很难受到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容易发生管理混乱，出现包工头卷款潜逃等情况，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讨薪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层层转包的各层级中,只要任何两层之间出现利益纠纷，都会影响到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工资给付。例如，有的包工头在利益纠纷中为实现个人利益，故意克扣或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然后操纵农民工向发包方或政府部门施压讨薪，通过恶意讨薪方式来解决利益纠纷，达到个人目的。另外，矿山企业农民工人员流动性较大，个别业主往往以拖欠工资方式来拴住农民工特别是熟练工，防止他们跳槽离岗。
    （三）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
    住建、人社等职能部门的管理、监督和保障工作不到位，一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久拖不决，或是用工方以工程未完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拖欠民工工资，将拖欠“合理化”。一旦出现包工头挪占工资、携款逃跑等情况，农民工就成为直接受害者，极易引发讨薪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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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工建立直接的劳动关系,而对农民工直接进行管理的包工队等非正式组织则很难受到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容易发生管理混乱，出现包工头卷款潜逃等情况，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讨薪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层层转包的各层级中,只要任何两层之间出现利益纠纷，都会影响到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工资给付。例如，有的包工头在利益纠纷中为实现个人利益，故意克扣或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然后操纵农民工向发包方或政府部门施压讨薪，通过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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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为由拖欠民工工资，将拖欠“合理化”。一旦出现包工头挪占工资、携款逃跑等情况，农民工就成为直接受害者，极易引发讨薪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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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人社等职能部门的管理、监督和保障工作不到位，一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久拖不决，或是用工方以工程未完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拖欠民工工资，将拖欠“合理化”。一旦出现包工头挪占工资、携款逃跑等情况，农民工就成为直接受害者，极易引发讨薪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