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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及答案（11-15） [打印本页]

作者: 中国老秘 时间: 2010-11-29 08:26
标题: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及答案（11-15）

二、给定材料

浙江、吉林“有钱人”当选村干部

专家认为先富阶层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彰显社会进步

(1)第一次竞选输在“有钱”上。拥有2 000多口人的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孟家村，在1998年年底的几天里不再平静，村民们听说，镇上的首富桑洪吉准备回来参加直选，要与已经在村委会工作了24年的黄万成争个高低1 40岁的桑洪吉是村里出去的，是当地私营企业信泽集团的董事长，个人资产5 000多万元。黄万成，44岁，是村里典型的“道德权威”，谁家有大事小事都是他出面解决，乡亲们对他很信任。选举结果是，桑洪吉输了。

(2)桑洪吉：我后来专门总结了一下，觉得输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观念还没上去，发财的欲望不强；二是村民怕我目的不纯。

黄万成：1998年竞选的时候挺激烈，老百姓对我的人品挺认可，在农村，矮子堆里拔大个儿，大事小情的，我能插上话，老百姓拥护，就选上了。

王忠军(60岁，孟家村村民)：担心哪，桑洪吉那么大的企业，有没有贷款?万一到村子里捞一把怎么办?大家认一个老理儿：得选道德品行最出众的，可靠。黄万成是一个挺忠厚的人，我们就选他了。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宋冬林教授：直选在我国农村推行之初，农民无法认识到这里面丰富的内涵。突然有了选择权，他们旨定会延续几千年来的传统，寻找在道德方面的依赖感。

(3)第二次竞选赢在“有钱”上。2001年底，孟家村历史上第二次直选开始了，桑洪吉又出现在候选人的名单里。黄万成也不示弱，继续参选，谋划连任。这次的结果是，桑洪吉赢了。

(4)桑洪吉：老百姓的观念变了，他们发大财的欲望强了。我是村里第一个发了大财的人，所以老百姓把赌注押在我身上了。同时，这几年，老百姓也看出来了，我这个人给村里做了不少贡献。

黄万成：咱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就是研究种地的人。我就老百姓怎么在种植业上发家致富写了一份竞选报告。农民能干啥?不就得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卜下功夫吗?但咱没那么大的资金实力呀。桑洪吉提出的规划像个梦似的：大力发展村工业，今后三年要使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1亿元。还要建经济开发区、工业区、商贸区、农业旅游区、文化区和生活区……整天在地垄沟爬的老百姓哪见过这个?

王忠军：老村委会主任虽然有威望，但老农们都在底下议论，如果这样下去，再过20年还是老样子。原来选忠厚的人，现在看没用，谁也不得罪，大家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且，村里一有什么事，就往农民身上摊钱，桑洪吉在竞选报告中说，以后村里不要各种费用，如果上级要，他就从自己的企业拿，还承诺自己不要一分钱工资!人，就得凭实力说话。再说，桑洪吉这几年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人家的德行也不错。

宋冬林：这些个体经营者从一点一滴做起到拥有目前的财富，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老百姓是最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家搞富了，才能有带富大家的可能。我觉得这是目前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种巨大进步。由于几千年来小农思想的束缚，农民传统的道德观是一种比较狭隘的道德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农民用他们的选择说明了新的道德观正在形成：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满足现状转变到“富而思进”不苟安一时，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

(5)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桑洪吉上任后，先后无偿拿出100多万元帮扶特困村民，为村里修路、改变村容村貌。今年9月中旬，村里亮起路灯。他还利用自己经商中的关系大搞招商引资，目前已经引入资金数千万元，共有200多农民成了工人。同时，他坚持“四不原则”：不要一分钱报酬；不报销一分钱费用；不经自己手花村里一分钱；不给农民摊派一分钱。村民们感慨地说，孟家村一年多的变化比过去20年都大。由于成绩突出，2000年入党的桑洪吉目前已经是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

(6)桑洪吉：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现在富了，就想干点什么，只要后人说，当年要是没有桑洪吉，就没有孟家村的今天，那就够了，就满足了。可是如果不在一定的位置上，很多事干不了。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才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所以，我两次参选村委会主任。干了两年多了，我自己的感觉还可以。传统的村干部是“头年干，二年看，三年想下来之后怎么办”，因为想连任，他们就“少说话，慢张口，见了问题绕着走”，我不在乎这些，不怕得罪谁。

黄万成：咱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村里的大事小情得有个明白人、压事的人管一管，然后探讨探讨农业增收，调整一下种植结构，多挣点儿钱。桑洪吉把原来的这些东西打破了。我在任期间，铺了一些砂石路，还栽了一些树，搞了稻田开发。我自己评价自己，总体上还过得去。但跟桑洪吉比不了，他是轰轰烈烈，我只能算平平淡淡。

王忠军：我都60岁了，村里从没有发生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我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盖了两个蔬菜大棚，一年净收入在1万元以上。咱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选富人没选错。有钱人没什么不好，只要他不坏，全心全意带领农民致富，我看对农民最实惠。

吉林省委组织部农村处处长程跃勇：先富起来的人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和意义，肯定会对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起用这些人方面，应该大胆一些。如果因为这些人真正带动了农村的发展而有一天走进了乡(镇)政府，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不能用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如果这些能人为民着想，又积极追求进步，就可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或者走进村委会。

(7)浙江村干部三成以上是富人。2002年，浙江省近十万个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浙江首次全省统一村级换届选举。其间，浙江省一部分“先富群体”积极参选，他们张榜言志、公开承诺、组织竞选班子……以自己的方式令此次村官选举亮点频频。浙江省民政厅在今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深入浙江各地农村，对这些富人竞选村官进行系统追踪调查。

(8)受益于政策的“先富”农民。据粗略统计，在浙江省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壤?捕荚?0%左右。

(9)所谓“先富群体”，主要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农村相对富裕阶层。该提法最早由义乌市有关领导提出，认为它较日常的“老板”说法更贴切。

据悉，这些“先富群体”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

(10)参选动机：谋求经济、政治利益和为民办事。据民政厅调查显示，这些“先富群体”的参选动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

在第一类谋求经济利益的人中又分两类，有的主要为个人“捞一把”，有的是“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前者较少。因为这些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实力已经足够，“犯不着”“看不上”去捞村集体的钱；另外，村民们经过几年民主选举的实践，加上对参选人品行都比较了解，这些想“捞一把”的人不易当选；何况近年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罢免等制度日益规范，也有效约束了这些不当行为。

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又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据了解，这些富人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而他们也往往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此外，当村官也是一种社会荣誉，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推动力。

(11)在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先富群体”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乡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而且这些富人经历多年商海搏击，确实有较一般农民更强的实际能力，在带领村民开拓市场等方面颇具实际操作经验。

“先富群体”往往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对村民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优先、勤劳致富光荣的政策引导，其结果在客观上也把富人推上了“农村社区管理者”和“带头人”的位置。

但是，也不排除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当“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嫁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非正常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的投票意向。

(12)贿选认定，左右民意或大量发钱。在瑞安、义乌等地，不少富人在竞选期间，纷纷打出“当选后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起到了一定的拉挖票作用。调查显示，在义乌市，大多数在竞选中作出捐赠承诺的富人当选后已兑现其承诺。

但关于承诺捐赠和贿选也一度产生较多纷争。对此，浙江省民政厅指出，针对“承诺捐赠”这一政治选举中尚不成熟，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关键是规范选举程序、构建富有弹性的吸纳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明确了认定“贿选”的两条原则：一是选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无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二是看钱物发放是否面广而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实后再定性。在防范贿选上，建议采用召开村民大会集中投票选举的方式；村选举委员会要集中时间、地点、人员，组织正式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回答村民提问；候选人的竞选书、治村演说、承诺书等，须经乡(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或村选委会同意后，方可公开。

三、申论要求

1.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这道是主观题您自己看答案判分

3. 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 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参考例文

正确看待先富起来的农民群体

吉林省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板参加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3年前因为“太有钱了”，没有竞争过村里的一位“道德权威”。3年后，村民们的选票却让这位“经济能人”胜出。同时，浙江省一部分“先富群体”积极参选，他们张榜言志、公开承诺、组织竞选班子……以自己的方式令村官选举亮点频频。有专家认为，选择富人执政，说明农民们新的道德观正在形成，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

个体老板走进村委会后，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是直接的、具体的。但也有人担心，这些人目的不纯怎么办?

据浙江省民政厅调查显示，这些“先富群体”的参选动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而为个人“捞一把”是较少的。部分“先富”村干部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邻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孟家村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先富”的村干部桑洪吉认为，老板与农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向往，就是希望过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个体老板都有一定的资金积累，“钱”对他们的吸引力有很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用自己的实力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取得一定的社会名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农民也需要激情，尽管生活还过得去，但缺少活力。“先富”当了村干部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当“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嫁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非正常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投票意向。

对于“先富”村干部必须辩证看待，关键要看谁是最大受益者。现在看，“先富”当村干部，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在选择这些“先富”当村干部的过程中，要擦亮眼睛。在吉林通化市，一个村选择了一位个体老板当了村干部，结果他做了不少损公肥私的事情，最后被老百姓赶下了台。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王福生认为，目前在广大农村发生的这一变化，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表现。只要是顺乎民心、为民做事，就是好事，不必去阻挡。

作者: 中国老秘 时间: 2010-11-29 08:27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材料

据新华社电，河北省科学院近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

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人才浪费。

1．正教授看大门太“奢侈”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刘教授，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正教授级外语译审。在河北省多届经贸洽谈

会上给省领导担任俄语和波兰语翻译，是河北省仅有的两名精通波兰语的人才之一。他还兼任河北省翻译系列高级评委会主任、翻译工作者协

会会长等职。 1993年到单位下属公司任经理，后因公司倒闭，1996年申请回院里继续搞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没能如愿。已56岁的他成了看大门

的门卫，直到1997年3月恢复翻译工作。

本人自述：怎么也想不到我堂堂一个正教授会落到如此地步，怀疑是因为搞公司失败了领导对我有成见。看大门的活倒是不累，关键是思想

上接受不了。1997年3月，在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上，我作为多个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宣布：“我正在河北省科学院看大门!”当时的院长脸

上实在挂不住了，才给我安排到图书馆工作，我又继续从事我热爱的翻译工作了。

院方说法(河北省科学院副院长)：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院里1992年搞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岗、竞争上岗，而刘教授偏偏在此

后到下属公司搞经营，后来经营不成功便想回来搞科研业务。虽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够得上人才，但不能把他塞进去，把别人给挤出来。让

他看大门已经是照顾他了，起码有工资嘛。

记者点评：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就我国

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多到连个工作岗位的“坑”都没有的地步。

2．有人偷了我的“奶酪”

王某，196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后进修图书情报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副研究员。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工作。

1994年，到院下属的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因与公司经理发生矛盾，1996年离开公司在家养病。1997年被安排到院传达室发报纸，1999

年提前病退。

本人自述：我并不是能力差，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传达室根本不缺人，我在那里只是“挂”着，每天接受来往同事的“瞻仰”

，精神压抑得简直快崩溃了。

院方说法(人事教育处处长)：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不行的。再者，王某是自愿选择搞经营的，放弃了原

来的岗位，如果当初在原岗位竞争上岗，肯定不会失去工作。

记者点评：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

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3．我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

张某，199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物理系，河北科学院能源所工程师，在职研究生。在乡下做了4年与科研无关的扶贫工作。2002年，先在办公

室当内勤，收房费、水电费，后因专业不对口开始在能源所传达室发报纸。

本人自述：其实我现在做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在我们所里的科研人员中，我绝对不是最差的，目前我复习考

博士，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院方说法(人事处副处长)：科学院改制后，人员数量大量压缩，出现像张某这样的在职研究生没活干的情况就不足为奇。

记者点评：张某去发报纸并不是单位人才多得用不过来，而是单位没有能力再给其提供岗位，这时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迫

。

三、申论要求

1.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这道是主观题您自己看答案判分

答案提示一

河北省科学院近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有道是“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间，对于河北省的这种做法，社会上各种议论都有。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

，认为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人才浪费。

2. 以政府调研员的身份，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答案提示二

(1)改变用人观念。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

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多到连个工作岗位都没有的地步。这显然是一个观念问题。

(2)建立人才使用监督机制。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

尤为重要。而谁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3)疏通人才流动的渠道。在职研究生去发报纸并不是单位人才多得用不过来，而是单位没有能力再给其提供岗位，这时，人才合理流动机制

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迫。二者就不是一个单位就能够解决的，需要整个社会一盘棋来调节。

3. 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 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参考例文

用人制度的“奢侈”与浪费

河北省科学院近些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此，院方领导

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是人才浪费。

把改革后出现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客观的结局，说成是改革的阵痛，以此来消减人们心存的不满意，这是一些人喜欢用的招数。因为，让

教授看门，让研究生发报纸，肯定是无法让人们理解的，于是冠以改革的名义，人们接受起来自然就容易些。至于是不是造成了人才的浪费、

人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这些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种借“阵痛”来敷衍公众，本身就是对阵痛的曲解。因为阵痛中蕴藏着对新生命的期待。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了，一些地方科研体制改革

还处于这样的阶段，显然是科研体制未能跟上国家整体发展的步伐。这些地方的科研体制改革搞到今天，还在改革初期竞争上岗之类的试验阶

段中兜圈子，还在以浪费人才资源作为代价，笔者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几乎可以说是人才要“胎死腹中”。

有些人可能要说，教授看大门又何妨?再说，刘志明教授是自愿到下属单位搞经营的，如果当时经营成功了，他恐怕不会再回到单位搞科研业

务，既然他对自己的前程做了重新定位和选择，他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不能在经营失败之后才想到重新回单位。因为单位没有义务

为他奉上“双保险”。毕竟该科学院1992年搞了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岗、竞争上岗，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教授可以随

意去留，这就会影响到人事改革公平公正的实施，影响到规章制度的执行，造成新的不公平、不公正。

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来说，让教授去看大门、在职研究生去发报纸，是不是有些过于“奢

侈”?

无论人事制度怎么改革，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就我国的国情而言，

人才也远没有，奢侈到看大门、发报纸的地步。科研体制改革如果不能保护人才，为人才成长创造好环境，或者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而让高级

知识分子离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去千粗活、简单的活，这样的改革就是荒唐的。

其次，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来监

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作者: 中国老秘 时间: 2010-11-29 08:27

一、注意事项

二、给定材料

南京“记者被打事件”发生后，引起各方极大关注，《金陵晚报》在次日做了3个版的报道，当地的南京电视台也率先做了报道，随后《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纷纷进行报道。但在这些报道中，对于江苏省教育厅当时正在召开什么会、为何拒绝记者采访以及女记者因何与保安发生冲突等关键性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为此，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南京采访时，记者找到了一份事发前一天(7月31日)的《金陵晚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民办二级学院发什么文凭?教育厅8月4日前有说法》的报道，作者即是后来被打的该报记者谭洁(化名)。而江苏省教育厅8月1日召开的会议主题正是“贯彻教育部《关于民办二级学院文凭发放的有关通知》”，所以一直关注此事的谭洁和《南京晨报》教育记者王晶(化名)得知消息后才赶去采访。

8月3日下午，记者首先与《南京晨报》当事女记者王晶取得联系。她说：“我们到了会场后，当时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内部会议，不允许记者采访，但因为平常经常来教育厅，我们跟这里的不少人都挺熟悉的，所以并没有马上走，而是坐在一旁想‘蹭’着听一下。”据王晶说，当时正在开会现场的还有江苏教育电视台的记者。这是让她们觉得奇怪的地方，如果这个会真不允许记者采访，为什么这名教育系统内的记者又在场?

王晶说，被保安“请”出会场后，她和谭洁、刘加(化名)走到二楼楼梯处，觉得就这么回去根本没法采写稿件，觉得教育厅拒绝采访有点“过”，就在楼梯口商量该怎么办。

“这时先前那两名保安跟出来，见我们没走，就大声让我们‘滚’，这样的态度和言语让人无法接受，我就说‘教育厅又不是什么私宅，凭什么让我们滚’，谭洁也在指责那保安的恶劣态度。就在言语争执中，从会场出来一个人，对保安说‘怎么还不把她们弄出去’，然后保安才开始推搡并用伞打我们。”被打出门后，两记者拨打110报警电话。3分钟后，宁海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那名矮胖保安李松(化名)带回派出所。

随后，接到被打记者电话的《金陵晚报》《南京晨报》几名记者赶到，闻讯赶来的还有《南京日报》《江南时报》的摄影记者。

记者们在教育厅大门外刚掏出相机准备拍照，门内就冲出一个瘦高保安上前抢夺相机。记者们赶紧闪开，当时未造成大的冲突。就在记者们与保安理论之际，刚才被带走的保安李松又返回了教育厅。记者们责问他为何要对两名女孩动手，李松拍着胸脯说：“就打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此时，瘦保安和另一名保安又冲上来抢相机，记者们拼命护相机。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冲过来10多个身穿便服的男子，对着记者就是一通猛打。《南京日报》摄影记者姚元(化名)被几人摁倒在地又拖进门，他的头撞到了教育厅的玻璃门上，门被撞了个粉碎，姚元的头也被撞了一个大包；此后，姚元、《南京晨报》摄影记者高平(化名)和该报两名记者被七八个男子拖进电梯殴打。

40分钟后，再次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记者和司机才得以逃生。据他们讲，在电梯里他们再次遭到毒打。51岁的高平当场被打得昏死过去，姚元的胳膊和背上被生生咬了两口。目前，他俩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而直到民警再次到达现场，教育厅没有任何领导出来说话。

记者与51岁的《南京晨报》摄影记者高爱平取得联系。在被打的几名记者中，他的伤情最严重，被民警发现时已昏厥了一次，并有些神志不清，至今仍在江苏省中医院住院观察。

高平告诉记者：“我们都是接到同事的求助电话后赶到的，去了看见谭洁、王晶、刘加三个年轻女孩在教育厅门口掉眼泪，都觉得很气愤，就进去找保安理论。因为想留下证据，所以才会拍照，但对方保安见我们要拍照，就上来抢相机。”当时双方只是推搡但还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但形势在先前打女记者的保安李松去而复返后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那么这名先前已被带走的保安为何又去而复返?记者与南京宁海路派出所联系采访，但对方拒绝回答有关此案的任何问题，要记者“取得上级同意后再来采访”。

李松返回后又与记者们发生激烈争执，高平等人再次举起相机，保安们再次试图抢相机。“这时我清楚地听见旁边有人喊‘把这些打人的记者抓起来’，然后十多个身穿便服的男子就冲了上来，情况一下就变得很混乱。我和姚元因为要保护相机，根本没能力还手。”

由于“记者被打事件”双方身份的特殊，作为事发地的江苏省教育厅因此面临极大的压力。记者在采访时获悉，江苏省教育厅曾想召开发布会予以说明，但因没有一家媒体记者到场而夭折。

王晶告诉记者，事发当日下午6时许，江苏省教育厅方面的确给她来过电话，说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希望对此事进行说明。“当时我们正在派出所做笔录，高平、姚元还在医院检查，因此我们没有去。”

关于此事起因，记者还听到了另一个“版本”：近一段时间以来，南京当地报纸相继刊发了“120万卖出高考查分权”、教育乱收费、小升初方案乱等等，已引起省教育厅的极度反感。8月1日的会议是研究民办院校的收费，又是一个敏感问题，所以不欢迎教育系统以外的记者们采访。因此，有人认为“记者被打事件”是双方积怨造成的。8月4日，记者与江苏省教育厅联系采访时，对方工作人员否认了“积怨说”，并认为此前当地报纸上的报道“单方面、一边倒”“非常不公正”“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他们说了什么读者就会相信什么，这种做法我们觉得很不合适”。

当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江苏省教育厅方面仍然予以婉拒。教育厅办公室洪先生说：“省里非常重视，经过调查已给这件事情做了初步结论。我们作为当事单位，不方便再接受采访。”这样一来，记者关心的有没有教育厅工作人员牵涉进此事、打人保安是教育厅聘用还是保安公司派来的、为什么在长达几十分钟的冲突中教育厅方面没有制止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

记者随后在8月4日的《新华日报》、《金陵晚报》等当地报纸找到了洪先生所说的“初步结论”。这篇题为《省教育大厦发生物业保安与部分媒体记者治安纠纷——公安机关正依法调解处理中》的报道称，8月1日在南京北京西路15号省教育大厦物业保安人员与部分媒体记者发生争执和推搡，双方均有人员受不同程度的轻微伤，经公安部门初步调查认定是一起治安纠纷，目前正在依法处理中。省教育厅负责同志对此事的发生表示十分遗憾，提出要加强机关各部门和物业管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树立政府部门的文明形象。

看到这份结论，记者致电在医院输液的高平，他已从报纸上得知了“定性”一事，他表示这个结论不公平。

高平说：“我和姚元、两名司机被拖进电梯殴打后，又被关进一个房间，直到110接到报警后赶来才获救，当时脑袋昏昏沉沉，被扶出来的时候走都走不稳。报道里只说是记者和物业保安之间发生纠纷，对教育厅方面的责任只字未提。事情发生在教育厅，而且我们被关进去的也是教育厅的办公室，冲突期间教育厅没有一个领导前来制止，难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省教育厅方面就没有一点责任?如果不是有人纵容、唆使，我不相信保安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动粗。”

高平表示，他将在身体恢复后起诉江苏省教育厅：“这个结论对我们被‘非法拘禁’40多分钟的事也没有提。因为这是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我一定会讨个说法!”

8月4日，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冯先生告诉记者：“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般治安纠纷，这也是经过调查才做出的结论。”

冯先生说：“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对方保安的行为并未构成‘非法拘禁’。当时双方发生矛盾，需要单位领导来了才能解决。在单位领导来之前，把人留下的做法是合适的，要是人跑了的话不就解决不了问题了么?”记者说，在“留人”的过程中发生了其中一名记者被打致昏厥的情况，冯先生回答：“所以说当时双方发生了矛盾，这就是矛盾。”随后，记者再次致电江苏省教育厅，希望询问如何处理打人保安等情况，对方仍以先前同样的理由拒绝采访。

　　本题得分是：0.0

三、申论要求

1.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答案提示一

南京一些报纸相继刊发了“120万卖出高考查分权”、教育乱收费、小升初方案乱等，引起省教育厅的极度反感。8月1日，教育厅召开会议研究民办院校收费问题，又是一个敏感问题，不欢迎教育系统以外的记者们采访。当《金陵晚报》《南京晨报》记者前去采访时，遭到了教育厅七八名保安的殴打，其中两名记者和一名司机被“非法拘禁”40多分钟。

2. 以政府调研员的身份，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这道是主观题您自己看答案判分

答案提示二

(1)保护记者的采访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新闻单位行使舆论监督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就是保护正义的监督权、公众的知情权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2)严惩行凶肇事者。为什么此类事件再三重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有些肇事者并没有依法受到应有的处罚；对触及痛处的新闻采访，有的地方和部门更是明里暗里纵容和支持阻挠采访的行为。

(3)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追究和惩处。阻碍和践踏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甚至侵犯记者人身权益者，对此类事件处理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者，都应通过舆论予以曝光和谴责，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追究和惩处。

3. 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 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参考例文

谁要让谁变成“哑巴”?

一方是掌控新闻资源的政府部门，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新闻媒体，原本应该是喉舌唇齿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教育厅可能有一种强势心态，因为独家占有一些信息资源，所以可以选择信息的发布与否和发布对象；媒体记者可能也有强势心态，因为记者的采访权与公众知情权紧密相关，而媒体间的激烈竞争又首先表现在对信息资源占有的竞争上。两种强势心态一旦沟通不好发生碰撞，信息的占有和传递一旦掺杂过多利益因素，就可能出现南京“记者被打事件”这样的情况：教育厅保安在拳脚上占了上风，却令教育厅在媒体报道中失去“发言权”，变成了“哑巴”。

虽然此事因上级部门干预而暂时告终，但很难说双方之间的关系能否恢复如初，而且新闻发展的形势必定会对政府机关与媒体之间关系提出新的考验：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江苏省教育厅不再拥有隶属的新闻媒体，它该如何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而在发生类似事件时，作为当事方的媒体“剥夺”另一方话语传达权利的做法，又是否妥当?

虽然目前只是假设，却未必不值得思考。

近年来，各地发生了多起记者被打事件：

2002年1月5日，《济南时报》记者赵某、吕某与山东青年杂志社记者杨某前往宁阳县采访西孟村村支书涉嫌贪污、欺压百姓事件，该县委宣传部及公安部门采取种种措施进行封锁。记者一行四人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内惨遭当地警方暴打。

2001年12月13日上午，《贵州都市报》专职特约记者寇某应诉新闻官司，在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第四法庭上竟遭到原告方有关人员责骂、殴打，致使多处受伤住院。

2001年11月16日，《内蒙古晨报》记者李某在履行一项采访任务时，竟被警察当成嫌疑犯而强行拘捕，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不止。

2001年8月20日晚，《重庆商报》女记者罗某前往重庆市一家夜总会采访关于红酒市场的新闻，因为拒绝一伙陌生男子的陪酒要求而遭暴打。

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新闻单位行使舆论监督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就是保护正义的监督权、公众的知情权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近年来，各地粗暴干涉、无理阻挠、百般刁难记者采访，甚至对记者进行人身殴打、破坏损毁记者采访设备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什么此类事件再三重演?为什么有些行凶肇事者气焰嚣张，无所顾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有些肇事者并没有依法受到应有的处罚；对触及“痛处”的新闻采访，有的地方和部门更是明里暗里纵容和支持阻挠采访的行为。这种情况不容再继续下去了。

有人说，公正的新闻监督是社会的良心，而现在阻碍和践踏记者正当采访权益，甚至侵犯记者人身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对此类事件处理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者，都应通过舆论予以曝光和谴责，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追究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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