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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唐双宁在“中国金融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论坛上的发言 [打印本页]

作者: 大明老秘 时间: 2012-4-6 04:49
标题: 唐双宁在“中国金融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论坛上的发言
2010年12月21日，由中国光大集团、金融时报社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金融文化论坛在北京职工之家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金融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作了〈关于金融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主题发言。

　　提示：金融文化问题是我在工作实践中深感需要认真研究与解决的一个问题。它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的创立；说简单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寻找行之有效的方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诚信”(经典作家称金融是道德的事物)；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建立健康的中国金融文化关键是将国际金融文化的积极成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由于水平精力所限，本文对此难以论述精当，甚至有难圆其说的矛盾之处，仅提出此命题而已，正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但开风气不为师”。鉴于本文多处提到“形而上”的概念，需要说明一下，“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将其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另外，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又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而“形而上”，其出处据笔者了解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提出，形而上为无体无形者，形而下为有质有形者。南宋朱熹认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清戴震提出“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简言之，“形而上”指“无形之物”，“形而下”指“有形之物”。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特别是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后，面对着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一方面是不停的金融犯罪……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为什么？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金融风险为代价，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吗？2003年《中国文化报》对我采访，我提出一个观点，“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后来有人跟我讲，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政治的改变只要6个月。我说有时6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当然这里的“60年”，不能简单从量上去理解，而应从“质”上去认识；这个“政治”，也是指“浅层次”的政治，主要是政权的更替，“深层次”的“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即“崇高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而这种深层次的政治也就是“文化”了)。我这里所讲的是就社会而言，但后来认为对金融亦有意义。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使我能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但自觉不甚成熟，没有对外。到光大工作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五”即我在《探索中国金融之根》一文中所讲的对金融文化“利法信义道”五个字的概括，“四”即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需要说明，我强调金融文化并不排斥金融管理、金融法治，而是认为它们同等重要。这里，我想讲这样几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快速；二是中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从来没有这么健全；三是中国金融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先进；四是中国金融业的业务种类从来没有这么丰富；五是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从来没有这么高；六是中国金融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从来没有这么先进；七是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已对约20万人次从业人员进行过经济、行政、刑事等处罚(根据笔者十年前在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任上和后来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的抽样测算)。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金融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特别是除过去普遍存在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外，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有幸所受冲击较小，有改革力度和监管力度加大的因素，也有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的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一定意义上只是一场“出口贸易危机”。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前面提及的对违规人员的处罚，虽然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过正面作用，而且这是问题的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包括惩办主义倾向、抓“倒霉”现象、激化矛盾问题、不教而诛问题、形式主义问题、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关系”不到位“没事找事”)、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不给出路问题(我们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的处罚措施，这种“舶来”的经验也不见得就是金科玉律，对“有意违规”者，如能真心改过，要给出路；共产党把战犯、皇帝都改造成国家公民了，违规人员为什么不能？对“无意违规”者，有了经验教训，一般而言会痛定思痛，相对于“未违规”者某种意义上更应是一笔财富)等等。

　　当然以上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金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金融业自身纵比及与国际金融业横比，前进的步伐是最大的。但以上凡此种种，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问题：超越形而下的层面，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金融文化。“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有形而下必有形而上，两者对立统一，互相作用。

　　二、关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笔者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自身层面的努力，包括金融监管的加强，金融企业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的提高等等；二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社会资金构成的合理、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三是金融文化。当前，金融文化建设是三要素中最薄弱的环节。

　　三、关于文化与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一般包括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等，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是指相对于形而下物质而言的整个形而上精神世界。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可以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可以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如金融文化。

　　金融是资金的分配。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是人的行为。金融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前者是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后者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

　　四、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现实弊端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当然并不尽然)。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应当为我所学所用。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亦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等。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金融监管缺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然而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此次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政治生态(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或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金融文化危机。

　　五、关于中国金融文化
　八、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马克思曾经讲过，“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还重要”。这就对银行家、金融家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然而，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沦为全球共诛讨的境地，如麦道夫之流。为什么？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有何区别？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培育万年松当然不如栽种白菜萝卜来得快，但万年松的价值岂是白菜萝卜可以同日而语？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附件：

　　唐双宁关于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附一：关于文化的概念、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

　　“文化”就其内容而言，有广义、中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中义的文化指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即全体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指相对于形而下物质而言的整个形而上精神世界。

　　“文化”就其归属与作用范围而言，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并服务于每个社会成员。

　　“文化”就其作用而言，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有的国家靠出卖资源，虽然很富有，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地位；有的大款虽腰缠万贯，但在社会上仍“底气不足”。而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师们，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清苦，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并永远为社会所钦佩。正因此，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

　　“文化”是不可战胜的(这里当然指先进文化)。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但不能占领人心；先进文化，可以占领人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

　　“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躯体和灵魂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不能没有躯体，不能魂不附体；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

　　综上，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附二：“文化”在内涵上的递进关系

　　“有文化”，首先要有知识，在有知识的基础上递进为有情趣，在有情趣的基础上递进为有境界。只有完成上述三个递进才是真正的“有文化”。你会三门外语、四门外语，你知道天文、地理的许多常识，你能背一百首、一千首唐诗、宋词，这只能说明你有“知识”；你对这些知识产生兴趣，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说明你已有“情趣”；你将这些知识、情趣内化在骨子里、血液中，并放射出新的思想，产生崇高的境界，成为举手投足间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古往今来的文化大师，无不如此，概莫能外。

　　附三：关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从“中义”讲，主要包括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诗词曲赋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棋琴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近现代以来，这些传统文化按人类共同理想的要求，与外来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赋予新的涵义，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推动新的上层建筑和新的生产关系建立。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来看，它的基本面是积极向上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精华与糟粕共存，但精华是主流。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倡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无为无不为”，其中的“无为”是方法，“治”是目的。这些思想的本质都是积极向上的。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是一种溶合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吸纳、溶合、创新、演变的过程。诸子百家的思想历经数千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今天的文化精髓，它总体上是多种流派互相包容、互相溶合的结果。相比而言，西方文化总体上是一种替代型文化(当然替代中亦有融合的因素)，具体表现为一个民族在军事上战胜另一个民族，战胜者的民族文化替代了战败者的民族文化。比如希腊文化替代了两河文化，罗马文化替代了希腊文化，奥斯曼文化替代了罗马文化，欧美文化替代了奥斯曼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它是极富生命力的文化。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历久不衰、根深蒂固，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其生命力之顽强，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上，一些民族在军事上实现了对中原的占有，但因其文化的落后，最终不得不归附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蒙元、如满清等等。而一些民族的发展与崛起，一定意义上则是借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最经典的语言是涩泽荣一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

　　另外，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表现为以文景、贞观之治为代表的发展文化，以商鞅变法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化，以胡服骑射等为代表的开放文化，以居安思危思想为代表的安全文化，以汉律、唐律为代表的法治文化(有人说中国没有法制。如果这样认为，就不能解释中国古代法系如何与印度法系、罗马法系、伊斯兰法系、普通法系并列成为世界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行为层面，则表现为以古代先贤所倡导的“言必信”、“笃诚信”为代表的信用文化；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为代表的信仰文化；以“清心修身”为代表的内修文化，等等。

　　附四：其他

　　※中国古代先贤把社会管理依次概括为五种模式。一是因之，即顺应民意，因势而为，如尧舜禹汤；二是导之，即正确引导，如文武周公；三是教之，即谆谆教化，如儒家学说；四是管之，即严格管治，如法家之术；五是争之，即与民争利。世界金融业现在总体上处在“管之”为主阶段，并存在向“争之”下滑倾向，应当在“管之”的同时兼施“教之”，逐步由“管之”为主向“教之”、“导之”、“因之”为主转变。当然，市场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这个“转变”绝不是倒退，而应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个问题还可讨论，但先人的智慧是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的。

　　※文化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无法用语言表述(道可道，非常道)，不表述就是对“道”的最好表述。对于具体人而言，“道”的内在含义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德、智、力之和；“道”的外在含义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天、势、缘之和(天运、大势、机缘)。对自然界和社会而言，“道”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规律”……

　　※最响亮的声音是无声，最强大的形象是无形，最坚固的防线是无防；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无形防线”。

作者: 大明老秘 时间: 2012-4-6 04:56
2011年8月5日，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唐双宁就金融文化建设、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金融衍生品监管等内容，接受了中国电子银行网的专访。

中国电子银行网：唐董事长，这次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书法答谢展”于6月29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中国电子银行网有幸参观了您的书法展，并在老秘网上进行了专题报导。首先祝贺您的书法展览取得圆满成功！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唐董事长是怎样与草书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唐双宁董事长：我喜欢草书作品，要说起来还是我们那个年代造就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对文化的大破坏，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文化就是用毛笔写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帖啊碑啊是看不到了，但是能看到的是毛主席的书法、毛主席的诗词。

所以我跟有的媒体讲，那个时候这个光芒万丈，那个光芒万丈，我觉得真正光芒万丈的是毛主席的书法。我那时十几岁，在我看来，毛主席的书法龙飞凤舞，给人一种阳刚之美的感觉，也就下意识的开始学习他的书法。其实也算不上学习，有时就是用手指头比划，有时用铅笔、钢笔练一练，有时也用毛笔写一写，后来慢慢发展成艺术创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中国电子银行网：在外人看来，您具有多重身份，您既是书法家，同时又是出版了多部诗集、散文著作的文学家，并将哲学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了金融当中后，您也被称为金融界的“哲学家”，但从您的本职工作方面来看，您首先是一个金融家。请问其他身份对于您成为金融家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唐双宁董事长：在你说的这些身份中，我的本职工作当然首先是金融了。从考入财经大学算起，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同时，我也喜欢文史哲。就说书法吧，我最早练习书法是从抄大字报开始的，后来书法就成了休息的一种方式，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休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再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业余爱好，从被动变成主动，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再后来就变成了一种需要，不能离开了。对于其他爱好也是如此。

书法是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中国传统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一种艺术。而书外功夫就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我认为书法的这种书外功夫也是成为金融家所应具备的基础功夫。

哲学与金融也是互通的，哲学中的许多理论有助于解释金融问题。我在一次金融文化的讲座中提到要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学好哲学，一通百通。我那次讲座还谈到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平面扩张与立体提升、金融大国与金融强国、德治与法治、安全与发展、信任与管理、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金融哲学”是“金融文化”的基础。“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我体会最没用的是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业务是楼房，哲学是地基。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因此，哲学是金融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安身立命、既自身心情愉快幸福又有利国家社会的基础。

中国电子银行网：说到金融文化，我们知道您有过深入的研究。您认为中国金融业需要培养什么样的“金融文化”？

唐双宁董事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应该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我曾将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我最近还提出一个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

下一步，在中国金融文化建设中，我认为需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做到“八个坚持”：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中国电子银行网：人民银行今年以来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最近又采取了加息动作，在货币政策方面有逐渐收紧的信号。您曾经在人民银行工作过，对于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较为了解。为了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唐双宁董事长：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上实行过四种货币政策，分别为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当时CPI达到8%，不得不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随之后来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难免受到冲击，又不得不在2008年底把货币政策由从紧调整为适度宽松。说是适度宽松，但两年新增贷款18万亿。因为虽然中央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是力求审时度势松紧兼顾，但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是期盼越宽越好，存在一种“倒逼机制”，这是我们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考虑这种“盼宽松心理”和“倒逼机制”，“适度宽松”这个度，是难以把握的。2011年，为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又将货币政策改为“稳健”。这个稳健的“度”也不好把握。我们2008年“从紧”时准备金率是17.5%，现在“稳健”时准备金率却是21.5%。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在今年的两会上，我提交过《关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的提案》，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稳健”、“适度从紧”二种模式应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第二，慎用“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三，中国不可采用“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除非万不得已。

第四，建议在货币政策决策上，实行“稳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人民银行提出，国务院决定；实行“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行“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中国电子银行网：近年来，金融创新催生金融衍生品业务快速发展，您曾经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分管金融创新，您如何看待金融衍生品监管？

唐双宁董事长：我2009年曾提出对金融衍生品进行五级分类监管。按照金融衍生品远离基础产品(真实交易)的程度，具体是这样划分的：第一类是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衍生品；第二类是期权、期货等兼具套期保值和投机功能的基本衍生品；第三类是信用违约掉期、结构性产品等多种市场因子模型化后的高级衍生品；第四类是担保债务凭证(CD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和有对冲性质的基金等缺乏真实交易背景、为交易而交易的衍生品，特别是合成式、非现金交割的衍生品；第五类是杠杆倍数畸高、赌博倾向明显的高危性衍生品。

这里面，第一、二类属于基本衍生产品，是规则的、可计算的，是基本金融产品的延伸；第三类正向与负向功能兼具，与基础产品的链条已然被拉长；其他类则渐次显现出高危性衍生产品的特点，是不规则、不透明、难于计算的，主要靠所谓的“模型”说话。因此在监管中，对于第一类金融衍生品可视为“正常”类，监管部门通过数据统计和信息汇总，掌握情况即可；第二类可视为“关注”类，若在交易所交易，则依靠保证金制度和交易流程予以规范；若在场外交易，则需要监管部门通过统计报表汇总相关的表外科目，并且要求金融机构逐日盯市计算市场风险敞口；第三类可视为“高度关注”类，监管部门应要求金融机构能够对有关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进行合并管理，并分类报送数据，对不同目的的交易设置不同的账户，账户间设置“防火墙”，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风险报告；第四类可视为“限制”类，监管部门必须采取例外监管方式，设置杠杆倍数的最高限值(阈限值)，并把净值交割限定在合格投资者范围之内；第五类可视为“禁止”类，现阶段除少量在实验室进行外，应明确禁止，待今后对这种衍生品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有效的监管手段后，再考虑开禁。

此次日本核事故再次使我联想到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核”这个东西是个客观存在(我这里的“核”特指原子核在聚变和裂变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核”也是一块“鸡肋”，同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为此，199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国际核事件和放射事件分级表》，将核事件分为七级：一—三级为“事件”，四—七级为“事故”。按递增的严重程度排列，一级称为“异常”、二级称为“一般事件”、三级称为“重大事件”、四级称为“影响范围有限的事故”、五级称为“影响范围较大的事故”、六级称为“重大事故”、七级称为“特大事故”。具体比如对“一级”的定义是，一名公众成员受到辐射超过法定限值，安全部件发生少量问题，但纵深防御仍然有效；而“七级”的定义就是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对健康和环境具有大范围影响，需要实施长期的应对措施。日本这次七级特大核事故，公布影响遮遮掩掩，很不地道，甚至有日本记者怀疑核电站藏有核武器，如果如此，那就更令人发指了。

这里多说一句，以前人们只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科技也是“第一破坏力”。有些国家实际在有些方面已面临“生产力”与“破坏力”的临界点，需要调整科技的“方向与结构”。

“核”如此，金融衍生品亦如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家把金融衍生品说得天花乱坠，玩得天花乱坠，我们不搞怎么行？但金融衍生品内生着比原生品大得多的风险。以往银行不良资产一般是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因此不良资产数额再大也是有底线的，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其金额甚至可以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此，其危害性也就远远大于不良贷款(在这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世界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30万亿美元，是当时GDP的15倍多，到今天据说已增加到690万亿美元)。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为此，我呼吁监管部门着手制定对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办法。在2009年认识的基础上，我想再突出强调十个字。

一是合作，就是建立衍生品监管的全球合作框架。在全球层面，继续强化已有的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等)的作用，充分吸纳各国参与构筑"同一与多元"相结合的全球监管框架，将更多的“国际共识”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标准和动作，引导衍生品回归到资源配置、流动性改善和风险管理的职能。这是多元向本源的回归。

二是附体，就是虚拟经济必须附在实体经济上。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在早期促进了铁路、科技等产业的发展。然而，如果货币虚拟资本产生的利润远超过产业资本，或者货币虚拟资本获取利润速度长期超过产业资本创利速度，当到达临界值的时候，崩溃就将成为必然。“大萧条”、“日本泡沫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都印证了“金融咒语”——泡沫最终是要破灭的。

三是求本，就是金融创新的根本是增进人类福祉，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金融衍生品是为对冲风险而产生的，根本的是要服从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和管理风险的需要，最终要考虑产业资本利润创造的承受力。如果单纯为创新而“创新”，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就增加不了实际价值，那只能是吹泡沫，终究免不了一劫，何谈人类福祉！

四是重实，就是金融模型不是万能的，自货币经济诞生，市场已由“拜物教”向“拜钱教”转移，而金融衍生品大规模发展后，又出现了“唯模型论”。那些高危性衍生产品主要靠“模型”定价，大搞数字和账面游戏。岂不知，“模型”中的一个假设概率条件发生变化，那么整个估值将随之倾覆，出现“赵括现象”，产生纸上谈兵效应，使“多米诺骨牌”倒下，重创实体经济。我认为要“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

五是发展，就是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决心不能动摇、步伐不能停止。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着力推动原生产品上的第一次衍生工具，切忌衍生工具过度虚拟化、泡沫化。要按照四原则(实需原则、市场监管原则、集中清算原则和简单适用原则)发展金融衍生品，并且依照类别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金融核事故”。

中国电子银行网：非常感谢唐董事长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中国电子银行网的采访，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具有艺术家和哲学家风范的金融家的风采。中国电子银行网新上线不久，您领导的光大银行也是中国电子银行网的合作银行之一，日前光大银行首页还加上了中国电子银行网的链接。您是否能对中国电子银行网在加强与银行的合作，更好地为各银行及银行用户服务方面提出些要求？

唐双宁董事长：我希望中国电子银行网能做到像你们的宗旨"专业铸就信赖，平台引领安全"所倡导的那样，能为包括光大银行在内的各商业银行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与窗口，共同向广大用户宣传电子银行安全知识、电子银行新产品与新服务，突出专业性、实用性，促进电子银行业的交流，加强与各方的联动，打造成一个行业的权威品牌。光大银行也将继续深化与中国电子银行网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国电子银行业的蓬勃发展。(本文作者：李丽仙、胡薇)

作者: 大明老秘 时间: 2012-4-6 04:58
唐双宁：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关于金融文化的落脚点

我们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眼前讲，谈论金融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

一是控通胀。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我认为首先通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也是货币力度现象；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前些阵子“盐王爷”的起因就是日本的地震。短信讲抢碘盐，一个会场主持人刚宣布请领导发言，人们立刻冲上主席台把领导挤成重伤，原来是把“言”当成“盐”了。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就是文化了。

二是控外储。关于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突破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亿～1.3万亿美元为宜。

三是控风险。存款蛋糕就这么大，已基本切完，“十僧五饭”，导致恶性竞争，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可以说为了拉存款一些机构和个人无所不用其极，风险很可怕，市场很可忧，员工也很可怜。员工调侃要改成英文名“亚历（压力）山大”。当然，十僧十饭没有竞争也不行，十僧九饭适度竞争最好。

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落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同发展上，落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总之，金融文化不是空中楼阁，要落到实处。

关于金融文化的简单表述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诚信”（经典作家称金融是道德的事物）；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对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关于文化的概念、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

“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

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运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并以其呼唤金融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

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根基是《易经》，后又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转》（又称十翼）等的发展演变。《易经》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阴阳平衡。在《易经》的基础上，又经历了诸子百家直到现在的不断发展。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包括许多方面，仅从“思想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金融文化的分类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

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和国际金融文化的利弊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压抑个性，现在已经变了），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缺少集体概念、亲情意识，当然并不尽然）。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国际金融同行的依法办事精神、体制治理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等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亦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麦道夫骗局、庞氏骗局）。

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全球金融衍生品已达600万亿～700多万亿美元），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王霸问题。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然而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此前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政治生态（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应该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我曾将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我最近还提出一个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说来大体有这样十种表现：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而是挖人挖出来业务。“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了无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是命根子，为抢市场份额无所不用其极，不讲信誉，一锤子买卖。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同“酒后驾车”一样，许多机构、许多从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侥幸心理，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和“二元金融文化”。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是恩威并济，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什么都搬外国。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我认为这是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有一种就可以了。再有对待“模型”，我不反对模型，但反对唯模型。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从长远、从全局考虑问题。诚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

十是“井蛙”文化。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存在井底之蛙心态，缺少忧患意识。另外，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很窄，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当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目前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我们在国内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国外感觉会比较明显，中国的发展最快。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有忧患意识。

上述这些问题许多从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信仰问题，因为上述金融文化中的问题许多都同“信仰”有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作为高级动物，人不可以没有信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关于中国金融业的新机遇与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从现在起，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有专人负责，不能扯皮，“一行三会”责无旁贷要管起来。我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并建议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编制“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涵盖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使用合理度、金融员工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编制“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以及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为达此目的，需要中国金融业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做到“八个坚持”：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

政治家与政客有何区别？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具有真正政治家素养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要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学好哲学，一通百通。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平面扩张与立体提升、金融大国与金融强国、德治与法治、安全与发展、信任与管理、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

“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最没用的是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业务是楼房，哲学是地基。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因此，哲学是建立金融文化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安身立命、既自身心情愉快幸福又有利国家社会的基础。■（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

作者: jommy 时间: 2012-8-3 15:26
拜读一下老领导的大作。

作者: 指尖阳光 时间: 2015-6-28 09:57
糖确实很迂水平，以前看过他一篇讲话，确实有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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