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府秘书到反腐作家
7 I( m& k, j+ g王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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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方近影
, N9 n$ d: x0 \; K: W) u4 N 2 |) B# Q/ n9 Z9 A+ g3 q& q4 { " Q! h( c1 l9 u9 k. x& A' [我的经历比较传奇，在同龄人中算是个经过风雨的人。在大学读书时，为救女同学曾经与强奸犯进行过殊死搏斗。在政府工作时，去新疆开会，会议组织游览天山天池，有一位小女孩不慎落水，我纵身跳入刺骨的冰水中去救她，上岸后当地人说天池像个盆，深达，稍有不慎就可能丧命。但相对于这些，从市长秘书到反腐作家的转变，却是我一生中最跌宕奇诡的历程。
慈父教诲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父亲曾经是大学老师，后来带着全家走“五七”，在区政府干了一辈子，但是父亲最大的梦想是当作家，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一篇报告文学《铸国徽》，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铸造我国第一枚国徽的一位老工人的故事。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有执著的信念和远大的抱负。
然而，1981年应届高考时我却不幸落榜了，当时心情非常沮丧。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转移我低落的情绪，他把我介绍到一个朋友刚刚开办的乡镇企业锻炼，这个乡镇企业是一家工艺美术厂，员工就十几个人，父亲暗地嘱咐他那位朋友好好“磨炼”我，于是我就担当起了蹬三轮送货的工作。当时到玻璃厂运玻璃，两箱玻璃800多斤，正值三伏天，一趟下来就汗流浃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重新燃起了高考的斗志，父亲便天天晚上陪我复习功课。幸运的是，我最终考上了辽宁大学生物系。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我从大学三年级便开始准备读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查找资料时，我发现了生态学对其他学科有极强的渗透性，便在大学四年级撰写了论文《生态交叉论》，提出了生产力应该是人们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观点。没承想这篇论文不仅获得了辽宁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一等奖，还获得了省青年科技工作者优秀论文二等奖。
研究生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沈阳市政府研究室。刚参加工作就承担并主笔了当时沈阳市政府的重大软科学课题《沈阳城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这对我的研究能力是一种非凡的锻炼。
很快，我得到市政府办公厅领导的赏识，在调入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前，市政府研究室的一位老主任跟我闲谈，他问我如果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天堂的，一条是通往地狱的，该走哪一条？我思虑再三说，我哪一条都不想走。老主任笑着问我为什么？我说两条路都是死路，我还没活够呢！跟老主任的这次闲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后，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老主任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后来渐渐明白了，这其实是一位老党员对一位年轻干部的提醒和嘱咐。
到了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后，每天都围着市长转，服务的市长主管什么，我就得研究什么，期间我参与主笔过市政府关于工农业、城市建设、商业管理、外经外贸、财政金融、公检法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决策。参加过抗洪抢险，参加过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参加过许多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参加过许多重大接待工作，参加过调研、督查、信访等各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让我更加了解民生民情，也深知政治家的喜怒哀乐决定着老百姓的生活。
由于我做人谨慎，工作出色，得到了市政府办公厅领导的肯定和当时一位副市长的赏识，组织上安排我给这位副市长当秘书。当副市长秘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我也不例外。厅领导找我谈完话后，我十分兴奋地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也很高兴，但头脑很清醒，他当即决定晚上开个家庭会议，把我和我爱人、哥哥、妹妹都叫到了家里。
父亲年轻时在区政府当过区长秘书，他始终认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那天父亲先讲了《警世通言》里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开篇四句话：“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嘱咐我当副市长秘书后不能狐假虎威，要牢记“四慎”：慎独、慎言、慎初、慎终。还讲了他做区长秘书的经验：到位不越位，入轨不出轨，同时坚持不卑不亢。然后，父亲问我们，什么是做人的底线？我们都做了回答，但父亲很不满意，最后他强调，其实做人的底线很简单，就是不能触犯党纪国法。还叮嘱哥哥、妹妹，以后不允许找我办事。
致命漩涡
然而，走上市长秘书岗位后，我的心却越来越放不下。刚上任不久，这位副市长就接到去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一年的通知。他去中央党校学习后，工作并没有交接，我只好沈阳北京两头跑，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有一次我陪他请中央党校的两位老师吃饭，一同作陪的还有一位私企老板，但是席间他却向中央
有一次在驻京办，他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为他写一份党性分析报告。中央党校青干班的学员都要写。这份特殊的作业把我愁坏了，因为写自己的党性分析报告容易，写别人的难，写党性分析报告是要剖析灵魂的。他当时对我的要求是写得一定要深刻，越深刻越好，但不能“刮着碰着”自己。因为这份党性分析报告要在全班宣读，而且有中组部领导在场旁听。
我经过再三思考，写了整整一宿，终于完成了，文章中选择了在他身上发生的三件事，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一大早就来到驻京办，我惴惴不安地把报告交给他以后，他看得十分认真。看后他认为总体写得不错，但对第二段非常不满意，要求我重写，我当时坚决没同意。因为第二段是对他在一次重大事故中有不可推卸责任而记大过的剖析，我当时的意见是，在党性分析报告中连自己历史上犯的错误都不敢剖析，肯定说不过去。而且记大过是记入个人档案的，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了我的意见，但说这一段他要自己改一改。
这一关总算过了，他交了一份备受好评的作业，但是他也丧失了一次内省自己灵魂的良机。我时常想，如果那次党性分析报告不是我写，而是他自己写，认真地内省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是不是不至于滑向腐败的深渊呢？
我当副市长秘书将近两年的时候，这位副市长就东窗事发了，并由此引起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我在震惊、迷茫、悲凉之余，心灵陷入炼狱般的痛苦之中。案子整整查办了三年，其涉案人员之多、赃款数额之大、领导职位之高，无不触目惊心。
炼狱新生
在这三年中，我除了协助调查，也对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思考的结果凝聚成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我试着将散文投出去，一些文学刊物很快就采用了，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
案子结束后，组织上经审查认为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重新安排我回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我思虑再三，毅然决然地辞了职，专事写作。经过千辛万苦，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致命漩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致命漩涡》一经出版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当时满大街都是我的盗版书，我第一次看到了文学的力量。
但是由于受官本位思想影响，一些人对我辞掉那么好的工作不理解，我其实也付出了很大的勇气。当时除了父亲理解我的选择外，全家人都反对。辞职前父亲把我叫到家里，问我是怎么想的？我当时讲了我给副市长当秘书时曾经遇到过的三种困境：第一种困境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我当时就在这样的人群中，我没有胆量做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但也不想随大流欢呼雀跃，只能选择离开；第二种困境正如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由人变成了一只甲虫，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深刻地揭示了由人所创造的外在力量操纵着人变成非人的窘境；第三种困境正如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土地测量员K有一句话很深刻：“我被骗到了这里，却承受着被撵走的威胁。”我当秘书时就有这种感受。我不想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也就是不想白活一辈子。
父亲理解我，他同意我辞职。可就在这时，父亲却查出了脑瘤，需要开颅手术，全家人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医生说手术很危险，父亲随时都有死在手术台上的可能。然而，父亲面对生死却非常淡定，非要亲自听医生讲病情，他听自己的病情就像听别人的病情一样。我知道父亲面对生死的淡定和刚毅是在给我做榜样，那意思是说：“儿子，命运可以把你打倒，却从未阻止你重新站起来。”
父亲手术后，被从重症监护室推到普通病房，由于开颅手术造成呓语，东一句西一句，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担心，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那时，因为第一部小说出版后，虽然也签了第二部小说，但是出版社违约并没有出版，我又改投到数家出版社都杳无音信。人到中年，正是人生该收获的季节，我却断了生计，事业要从零开始，上有父母，下有妻女，父亲又身患脑瘤，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时新浪网举办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将我的长篇小说《市长秘书》（又名《心灵庄园》）贴在了网上，为了改这部书，我突发心脏病，几次进医院抢救，我经历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炼狱。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市长秘书》在4000多部参赛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进入前二十名，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这极大地振奋了我搞文学创作的信心。
文学圆梦
人在磨难中总是能思考更多的东西，当我们遭受磨难时，要么磨难逼着我们思考，要么利用磨难主动思考，只要肯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全新的眼光，这就是以尊严的方式面对磨炼。于是我将思考的触角集中到了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上，着力创作了《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
在书中，我塑造了在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身处政治漩涡的丁能通如何左右逢源、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内有坚守的人物性格，面对腐败和官黑勾结，丁能通经受了炼狱般的心灵挣扎，终于顿悟，走出了人生困境。结果《驻京办主任》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
我觉得我的作品一些有良知的人看了会去深刻地思考，当然一些滑到腐败边缘的人看了也会警醒。当然，靠小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还是要有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就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没有搞腐败的人会时刻绷着一根弦，会警惕着悬在头顶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已经开始腐败的一部分人完全可以不滑向更加腐败的深渊。现实生活中，正义的力量非常大，但是腐败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让正义的力量信心百倍，让邪恶的势力心惊肉跳的作品。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文学，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起了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故事。1924年，乔治·马洛里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纽约时报》记者问他，为什么登珠峰？他平静地说，“因为山在那里。”他在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时，大声朗读《哈姆雷特》和《李尔王》。文学和登山一样，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和对生命的理解，我之所以选择文学，是因为“生活在那里。”
我的作品不仅试图探索人身上隐秘的东西，而且试图探索社会中隐蔽的东西。我一直有要大规模描绘改革开放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现象的初衷，力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全新阐释执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风采。写出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民生的好作品。我是一个曾经有政治抱负的人，我庆幸我的理想在文学作品中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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