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杂志编辑部主任杨敏女士,在我博客中看到关于倡导官员脱稿讲话的有关议论,了解到我年青时当秘书的经历,约我写篇稿子。于是才有了自己对秘书生涯的第一次回忆。 (一)从当农村大队秘书起步秘书是领导的“拐杖”。不要以为只有“国家干部”才有权配备这幅“拐杖”,我给领导当“拐杖”,伺候的第一任首长是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来也真令人啼笑皆非!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初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在“为革命写稿”的口号鼓动下,开始给新闻单位投稿。那年月,原来会写的成了“臭老九”,不会写的就有机会抛头露面。一两年功夫,我就成了地区有名的“优秀农民通讯员”。那时层层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为党支部书记写的《培养贫下中农忠实代言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革命舆论》的讲用稿,从公社讲到县里,从县里讲到地区,一炮打响啦!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是“专职秘书”了,每年有2/3以上时间在大队部写新闻稿和领导讲话材料。我虽然对大队设秘书的做法持有异议,但对领导还是心存感激,因为我有机会练笔,又免除了田间劳作的风吹日晒之苦。就在大队书记到地区讲用期间,大队学校要增加两名初中代课教师。副书记找我谈了话,让我去教语文课。书记从地区回来,视此举为“政变”行为,说是刚刚在地区讲用,怎么能把我的秘书弄走?他征求我的意见,让我自己选择。家父也是本校教师,认为我代课有“转正”机会,大队秘书则名不正言不顺。我选择了代课教师,但表示不忘领导栽培,愿意继续当好“贫下中农忠实代言人”。大队书记亲自到学校下达命令,要求校长为我每天安排出半天时间在大队写材料和稿子。我当时是身兼两职只挣一份工资,校长还时常拿小话磕打我,说我不务正业。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公社召开教育方面的会议,要求我所在的大队在会上介绍管理学校的经验。借这个机会,我把党支部对我的培养信任写了进去,不露声色地搞了一次“自我表扬”。上台念稿的是大队“妇女主任”。估计她念不好这个稿,但她在表扬我的时候有出色发挥,竟然脱稿添加了我的“先进事迹”。从台上下来,她坐在我身边,我握着她的手,悄声对她说:“你念得很好!”她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握着我的手轻轻抠了一下我的手心,很诚恳地对我耳语:“李老师,你多栽培我。”哎呀!要不是在这样严肃的会议场合,我会笑到喷饭。要知道那年月贫下中农对学校有绝对的管理权,要我栽培她?从中看得出我本人在“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心目中的地位。坐在旁边的校长面对我俩的窃窃私语,一直铁青着脸。此时我心中找回些许平衡。我的秘书生涯就是这样从“村级政府”起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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