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别字

    大概所有中国人对错别字都有一种特殊情结。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们的语文考试就有了一道题：“找出并改正错别字”。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汉字中，我们必须揪出一个错字或别字，否则，后果很严重：扣分！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流行的“白字笑话”：小明给爸爸、妈妈写信，“亲受的爸爸、妈妈，我和大狼睡在一个坑上”，结果差点把老爸、老妈吓死。那时，谁如果写了错别字，就会背上一个外号“白字先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从小就对错别字过敏。

     而我今生恰恰又与文字结缘。刚参加工作时，每天恶补前辈起草的文稿，时间一长竟能找错别字来，我也因此经常暗暗自鸣得意。十几年后，当我终于也能像当年的偶像一样起草文稿时，我却惊讶地发现，前辈那些曾被我偷偷遗憾（甚至有时还会嗤笑）的毛病：提笔忘字、白字先生等等，我都无可救药地染上了。每当写完一个东西，同事们总能给我找出一大筐错别字来。比如，我总把“备加”写成“倍加”，还有一次竟然把“彷徨”的“彷”写成了“膀胱”的“膀”。对此我是束手无策，屡教不改。不过，大家却对我格外宽宏，悉心对我帮教，极少让它们面世，怡笑大方。但大家越是这样宽宏越让我对自己当年的狭隘感到不安，也对大家的宽宏产生了由衷的感激和崇敬。

      英国著名学者尼期说：“过于专注于小事的人，往往会在大事上无能”。哪个历史时期对错别字过敏，大概那个时期的文化就比较呆板，思想就比较封闭。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创造了空前灿烂的思想文化，可是各位大思想家的著作中却常常有错别字。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亦是如此，但瑕不掩瑜。不过，后人不好意思这么数落老人家们，就把他们的错别字统称为“通假”。随着科举制度发展，社会对错别字越来越较真儿。当时也有一个著名的“白字笑话”。说有一个秀才醉酒，乡人请他写牌位祭祀玉皇大帝，结果把玉皇大帝错写成了“王皇犬帝”。结果，刚一出屋就被雷霹死了，剥开秀才上衣一看，后背上写着八个大字：“王皇可恕，犬帝难容”。这个“白字笑话”明显要比我们目前流行的那个版本低的多。当时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写错别字已经到了天打雷霹的地步了。确也如此，科举考试时滴上一滴墨点就要被判为“沾卷”，管你什么锦秀文章、十年寒窗，也必然落榜。我国历史上因为错字掉脑袋的人更是不胜枚举。于是便有了“一字入公文，九牛拽不回”等等说法。一千余年的错别字情节把中国文人弄得小心翼翼、眼界狭小（偶尔出现一两个豪放派，却没有形成文化群落）。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文化运动的相继兴起不同，中国自先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次思想和文化的大繁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过多地拘泥于错字别字、对仗八股等等这样细枝末节，从而人为矮化了中国文化，拘束了中国文人。甚至出现了诸如“茴香豆和茴字共有四种写法”之类的文化怪胎。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们的文字、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比如，前些年国家语委就规定“得、地、的”已经可以通用，“确凿”的凿(zuo)，也可以读作（zao）了。今天，当我们面对“得、地、的”时，便多了一份放松和从容；面对一些字的生僻读音时，便会少了许多的尴尬。从此，也使中国人的错别字情结大为减轻。

      做人也是这样，能以宽宏的胸怀对事，以包容的心态待人，本身就是一种豁达和崇高。同样，我们的国家、社会只有拥有了更加宽容的心态，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的民族兼收并蓄、吐故纳新、朝气蓬勃，促进社会和谐，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