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友朱赤教授最近写了一篇发言稿，嘱我为他删减。他说：“请大刀阔斧砍一半。我自己下不了手。”他又说：“请广为传播。我的文字敢于在网上晒！决无半句虚假。”我读了朱老师的发言稿，深为感动。尽管我已经动手为他删去了许多文字，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原文发在这里，请朋友们看看这对老夫妻是怎样相濡以沫，走过以往的坎坷岁月的。---
发言稿 今年是我 按照传统观念：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从领取了结婚证那天起，我们就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尽管我们都还是读书的学生，各在各的班里上课，各住各的集体宿舍。我们家在青岛，上学是在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那是1957年，我27岁，作为老大不小的调干生，是允许结婚的。从那年那月那时起，我们这个小家庭，我 结婚不久，灾难如期而至。我在班上写了一篇题为《鬼鸣》的小字报，为两名含冤自杀的同学鸣冤叫屈，辅导员很有共鸣，给推荐到校刊上。很快我就成为全校批判的重点人物，这篇361个印刷符号的大毒草被说成是向党进攻的361支毒箭。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的大喇叭震耳欲聋，特别是在大饭厅里吃饭的时候，众目睽睽，千手指指，你也不能不吃不喝了，在我，是自作自受，受不了也得受，可 在此之前，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倾乃至整风反右的前期，我全经历过，但那都是自己很快就过关，转身成了积极分子去整别人去了，如今轮到自己，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出点血是绝对混不过去的。为了能得到宽大处理，便在“交心运动”中挖空心思地、不惜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有影没影地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说我在思想上与储安平的“党天下”共鸣，同意“教授治校”论，什么厉害说什么，反正只是思想上共鸣，是心里偷着想的。我确实在鸣放时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过一次言，一开始反右我还是班上中心组领导成员。如今经不住一次一次地诱导，一点一点的挤牙膏，深挖细找，虱子多了不咬人，当时赚了个“态度还算老实”，可是白纸黑字往档案袋里一塞，犯下的就是“腹诽罪”，永远被视为异己！要不是极左思潮不起主导作用了（我不是说没有了），我这辈子连同我的子孙后代难说有出头之日了。后来，总算有贵人庇佑，（30年后有人告诉我）是系总支书记梅汉同志甘冒风险力排众议，考虑我解放以来从参军、参干、进团校，干了7年团的工作，一贯表现积极，说他的问题大多是他主动交代的，可以从宽处理。于是，我被开除团籍，政治上给予不及格，与校内的右派一起劳动改造；每逢星期天就到学院二部抬钢筋，上午从东场抬到西场，下午再从西场抬回东场，原封不动。我想，让我们扫扫院子也比这样折腾好，可是谁也没有说话。好歹熬到了毕业，经群众评议，党委批准，给了我政治及格，可以参加分配。若干年后，我四处打听梅汉同志的下落，哪怕是向她问一声好也好，得到的回音是这位新四军的革命老太太早就去世了！ 我常常想，知识分子活该挨整，整人最厉害的也都是知识分子，文革时期在主席台左边就座的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哪个不是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老工农干部他们厚道的多，他们有先天的优势和革命的资历做资本，不大在乎捞那几根稻草，也不大有那么多的鬼心眼子。我的家庭几次遭难，表示同情和伸手援助的都是工人农民和老干部。当然，知识分子大都自身难保，也无能为力，你为了自保，在别人往井里下石的时候，你也跟着丢几块，倒也不差你那几块小石子（我就给落井者投过石头，但我从不抢先，也不会造谣）。可是有些人故意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他明明白白地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为了混充左派向上爬，非要置别人于死地，我与你上辈无怨今世无仇，你这样就不大好了。季羡 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1957—1958年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属于“内控”右派。要按当时的情况，给我戴帽、划我极右，都很正常，对此我也有思想准备。比我轻的戴上帽的有的是，与我同班的几个右派，抓起来筑海塘活活累死的有之，戴上军功章庄而严之地上吊自杀者有之，发配新疆劳改了大半辈子者有之。 反右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整的服服帖帖（哪怕是心服口不服），没有敢炸毛的了，更何况像我这样的戴罪之人！说心里话，作为我们夫妻两口，结婚两年也有孩子了，可是一天也没有自己的小家。那时从济南到聊城要一整天的时间，这还得说是好天好地：先雇三轮拉到长途汽车站，搭上长途车到洛口，自己扛上行李，踏着没脚脖子的黄土上了轮渡，过黄河，到对岸换乘另一辆长途，一路摇摇摆摆，中间在某个站头吃顿饭，说不定司机师傅还得歇个晌儿，然后继续向前颠，到了聊城天色已晚，雇了地排车到达地区招待所天已大黑，招待所的同志说，过了饭时了，你们到路口副食部看看还有什么吃头，我们过去一看，那家店面也关门了，门旁有个牌子，上面三个字有两个不认识，第一个字是付出的“付”，第二个是“人”下面加个“十”字，第三个干脆就是一大耳朵偏旁了。饭虽然没吃上，可觉得这儿的简化字比较彻底，挺有意思。 次日，三中的大胶轮马车把我们从地区招待所接回学校，分给了一间大约15平方的宿舍，桌椅床凳脸盆架，一应俱全。因为没有双人床，特意在单人床边上加了一块木板，学校领导先后过来看望，告诉我们，这也就是办公室，吃饭有食堂，说你们是大城市来的，慢慢就习惯了，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们大喜过望，决心以此为家，铺下身子干一辈子。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提倡的是西装革履打领带穿皮鞋，女生是烫头发穿旗袍布拉吉的。一到聊城，这套行头全没用了。入乡随俗，更何况我们还有着“原罪”的身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不久就获得了好评，当上了教研组长，班主任，还当过一届基层人民代表，受聘为地区教育局的兼职教研员，到全地区8个县市去培训外语师资，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年年提升，文革前的升学率一直在80%以上，不要小看了这所学校，每年考入北大清华复旦同济哈工大的都不在少数，阎长贵（曾任江青秘书）、王富仁（北 学校党支部于1962年9月让我写一份“申辩材料”，由支部签署意见后发往上海外国语学院，要求对我的处分进行甄别，以便为发展我入党扫清障碍。我们俩口一合计，多了个心眼儿，可不敢冒这个险，对支部的信任深表感激，但觉得错误已是客观存在，便没有写一个字。饶是这样，文革中，党支部招降纳叛，漏网大右派朱赤要翻案，一时间闹得沸反盈天。 反右以后我给自己的座右铭就是：夹起尾巴做人，闭上臭嘴干活。后来我在办公桌旁的墙上用大头针钉上一只蝉，时时警示：噤若寒蝉，要学那后汉刘胜“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一点我还真是做到了。文革开始，大字报遮天盖地，人人都能被找出几句错话来，大字报贴了盖，盖了贴，闹了三五天了，居然还不见有揭发我的大字报。左派们沉不住气了，查！抄家！我那间15平方的小屋把地砖都起开，凡我写的东西，包括我1948—1958十一年一天都没有间断过的日记、来往书信、稿件、教案等等，片纸不留全部抄走，材料组集中兵力日夜审阅，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他们竟然昧着良心把我1951年在山东省团校学习时的思想小结中“翻观点”的话，掐头去尾拎出一句当成正话抛了出来，说我反动透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且不容分辩，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全校头号牛鬼蛇神。后来有位见过我的档案的老领导对我说，“你呀，太知识分子了，怎么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写进材料里哪？你不知道装进档案袋就抠不出来了吗？你是以赤子之心无话不可对党言，可那些东西也可以是定时炸弹呀，在一定的气候和某种需要的时候，它会爆炸的！”有了这个罪状垫底，再罗织其他，什么都能顺理成章。他们继续发动群众，调子已经定好了，只须望风捕影，无限上纲，在“一打三反”时终于找到一个由头把我弄成了“现行反革命”掐监入狱，一蹲就是小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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