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名世 （1653-1713），安徽桐城人。早年家境贫寒，但他刻苦上进，考取功名的同时开馆执教，以供养家人。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五十二岁时，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 可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却使戴名世遭致杀身大祸。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南山集》中，直书南明政权的年号，没有称顺治年号，是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与留恋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其结果是戴名世被砍了脑袋,整个案件牵扯到三百多人, 有不少人也一起跟着丢了性命。 历史已做出结论，这是典型的“文字狱”！可左都御史赵申乔为何要致戴名世与死地呢？ 事情的真相是，当年，戴名世会试得了第一,以文章才学而论,状元非他莫属。然而殿试结束之后,状元却归了赵熊诏。赵熊诏是典型的“官二代”，其老爹就是时任大清最高纪检监察机关一把手(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赵申乔。这很让世人想到仕途潜gz的作用。对此戴名世心存不服，时常“极饮大醉,嘲谑骂讥”“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在这种状态下，戴名世口吐狂言，说三道四，发泄对赵申乔父子的极度不满，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看看赵申乔在检举书中的自我表白吧,“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素无嫌怨”之说,实在是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老百姓有句俗语总结的好，“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全是因为嘴”！文雅的说法是晋朝·傅玄《口铭》中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由于说话不谨慎而造成当事人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大小事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足以让我们引以为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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