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据的叙述技巧

选自《怎样写论文》（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于成鲲

论事析理是议论文写作的一个传统手法。通过对事情简洁明了的叙述，让读者了解借以立论的事物的面貌和来龙去脉，从而为立论提供依据。由于陈述的道理不同，因而对论据的叙述方法也不完全相同。

一、记事说理

记指记载，事指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历史人物的经历、事迹的记叙和议论讲明一个道理，这是我国早期议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国策》中的《司马错论伐蜀》《范雎说秦王》《颜斶〔斶〕念ｃｈù。说齐王》《唐雎说信陵君》等说理文都属于这一种类型。这一类文章既有叙事描写又有议论，文笔生动，记事完整，论说雄辩，观点很鲜明。

《司马错论伐蜀》，记叙的是司马错与张仪当着秦惠王在伐蜀还是伐韩问题上的一场辩论。文章记事交代简略，记载论辩详细，最终司马错的意见被秦惠王采纳了。

《范雎说秦王》描述范雎开始只是吞吞吐吐、“唯唯”再三、不说实情，后来才讲明他之所患。《颜斶说齐王》记载的是颜斶与齐宣王之间在“主为贵”还是“士为贵”问题上的一场唇枪舌战，终于以齐宣王的归真反璞使颜斶得胜。

在现代文中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一开头就是“我们赢了！”“中国女排夺得了世界杯！”接着是举国为之欢呼的一段概括描写。这是交代事实，不是议论，下文的学习女排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议论，正是从这件事而产生的。所以，它是论根，是议论的依托物；张志光同志的文章《功名难夺报国心》（见1981年3月30日《光明日报》）分别叙述了我国近代科学史上三位科学先驱：詹天佑、冯如、谭根的事迹。通过叙述事实归纳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功名难夺报国心”的品格。这篇文章先提出三位科学家的名字，未说先张其本。下面有两层论述，一层论述他们的才能，他们的一生，是登高涉远、破奥解谜的一生；是献身科学，为祖国扬眉吐气的一生。另一层论述他们的志气，从而导出“功名难夺报国心”的结论。环绕这两层意思叙述事迹，展开议论，并从而引出结论。这种情况与前一篇文章不同。事实的叙述既是提出问题的依托，又是论点必须的论据。

二、论事析理

另有一类议论文，写的也是历史人物及其有关事迹，但写法很不相同。虽然也有事，但以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为主。如苏东坡的《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就是这一种类型。

《范增论》先用一笔记叙一个历史事实：刘邦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范增怒而请归。接着作者就范增的去发表看法，集中说明范增的去是必然的，只是去得太晚了。

《留侯论》也只叙了一句“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并未详述这个故事，也未叙述张良一生的有关事迹。仅仅是通过剖析老人为什么授书于张良，说明只有忍小忿才能就大谋的道理。

《贾谊论》亦如此，仅就梁王堕马死，贾谊自伤哭泣以至于夭绝一事发表议论。文章着重分析了汉文帝未能重用贾谊实行削诸侯之策略的客观原因，认为贾生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未能谨其所发。

《晁错论》也同样，说明他的死是“失足”自取的，并未详叙错的事迹。

通观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文章叙事简略，重在通过个别事件评述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发表个人主观见解。叙事在这里仅仅作为议论的发端和评述对象。

孟超的《陈老莲学画》，借明末画家陈老莲渡江拓杭州府学李龙眠七十二贤石刻的故事（即摹写十天拿给人看，人家说“似”，则喜，又摹十天，出示人，人家说“勿似”，则更喜），说明创作的两个阶段，从“形似”到“神似”的飞跃和相互关系。（见《长短录》一书）。巴人的《况钟的笔》（见《1956年散文小品选》）借“十五贯”中况钟拿起朱砂大笔在验明正身的时候，听到犯人喊冤枉落不下去，接连三起三落这件事，说明我们写文章应当对人民负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敢于坚持真理。

这两篇文章和苏轼的人物论有相似之处，即抓住某一事发议论，也有不同点，后者并不重于对人物的评价。现代的人物论比较全面评述一个人，像苏轼的写法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