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后来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我们该怎样做官——忧民、忧国、忧政的为政之道 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再说白点，就是治理国家，为百姓办事。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所有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国、忧政，是留给我们的三笔政治财富。 其一，忧民。范仲淹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的体现。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办实事、察民情、敢改革。一是为民办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二是调查研究，体恤民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三是大胆改革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忧民”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中国共产党这里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2004年是邓小平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他1962年提出“白猫、黑猫”论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范仲淹到邓小平，凡真心把当官看作为民办事的人，无不都时刻忧民。 其二，忧国。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实际是忧国。无论封建时代的皇帝，还是当今社会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范的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出主意，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而仁宗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也锤炼出了他的政治品格。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将一切置之度外，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其三，忧政。一个政权的不廉洁总是先从吏治不廉洁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钩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此时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的是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于是有了《岳阳楼记》这篇光照千古的经典，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梁 衡/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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